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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哥哥的女同学宿舍住了一夜，第二天他带我去找文联大楼。我们走过了一条又一条街道，无数的街道使我眼花缭乱，问了很多人，文联大楼还是没有找到，于是我们沿着红卫路伸出的一条树木很多的幽静小路往里走。
小路的两旁是围墙，围墙非常长，一直没有看到门，并且出奇地静，前后没有一个人。我们越走越远，还是那么静，还是没有人，我有点害怕，于是停了下来。
我侧过身，却很快就看到了一个人从后面走到了我们的跟前，吓了我一跳，刚才怎么空无一人？也许她是从树底下钻出来的。
这是一个老女人，脸上满是黑色的皱纹，身上却穿着黄绿色的军上衣，像一个穿军衣的女巫。
我哥哥问她文联大楼在哪里？
她看了看我，冷傲地说：文联大楼怎么找到这里来了？你们没看见这墙上全是铁丝网吗，这是关犯人的地方。
我哥又问：那红卫路在哪里？
她手一指，说：就是你们刚才过来的路。
这是那个兴奋和混乱的初夏中唯一的一个古怪的记忆，当我那件不可告人的事情曝光之后，我常常想到在N城碰到的这个女巫似的老女人，这肯定是一个不祥的符号，是命运中的一个征兆。
那件我迟迟不能说出的事是什么呢？
是抄袭。所有写作的人最鄙视、最无法容忍的抄袭。
很多年来，看到别人犯了同样的错误的时候，我总是十二分地义愤填膺，十二分地表示蔑视，我对那位被抄袭了的女友说：告她，跟她打官司。
同时我心里想，上帝保佑那个抄袭的女孩。
我又想：幸亏那耻辱的年代早已过去了，我早已证明了自己，我写出了比当初抄的诗更好的诗，我写出了比我的诗风格更为独特的小说，过去高山仰止的一切刊物我都一一到达了。我的一位诗友在《N城文艺》负责诗歌组，他告诉我，当年我的档案他亲手烧毁了，变成了灰。
一位老师告诉我，当年W大学来招生，曾到《N城文艺》了解我的情况，他们对招生的人说：这个女孩也会写诗，我们考过她，她不过是一时糊涂。
一切确实过去了，我来到一片开阔的平原上，所有新的面孔看到的我，只是我的新形象。
连我都忘记这回事了。如果不是我要自己写一个序，这个序使我回顾了过去，我也就不会想到要写这样一部长篇。
卡夫卡是怎么说的？最美的、最彻底的埋葬之地莫过于一部自己的长篇小说了。好像是这个意思，我记得不是很准确。我的记性越来越差，医生给我开了一瓶柏子养心丸，适用症状中有一条，就是健忘。
从我写作这部小说开始，我似乎提前进入了老年期，据说进入老年期的标志之一，就是对久已逝去的往事记得一清二楚，当年吃的年糕粽子的味道，当年见到的人的一颦一笑，当年经历的事的末梢细节，等等，全都如在眼前，如在昨日。而对眼前发生的事情，哪怕就发生在昨天，也照样忘得干干净净，面对一个很熟的人，拼命也想不起他的名字。
我发现我正是如此。
也就是说，我的暮年提前而至了。也就是说，我的青春年华，全都凝固在十九岁的那一小截时光里，往后的日子只是这只杯子里渗漏的一点点，而它们很快就被蒸发了。到了我的三十岁，一切都消失殆尽，在我的脸上，看不到青春的影子和光泽，我没有年龄，也没有家，人们判断不出我多大。
身在未来的年龄里有多好！
有什么比这更安详、更宁静、更怡人的呢？总之这是一件令人满足的事情，就让我进入我未来的暮年，让我沉浸其中吧。
假设我是一个老人，如果我是一个老人，我可以完全地宽恕自己。对，我坐在宽大的藤椅上，置身于一片寂静的阳光中（在未来的日子里，这是多么的奢侈，无论是寂静还是草地，都将被人所充斥，阳光中弥漫着工业粉尘。还是让我提前进入暮年的好），过去的风无声地拂来，我在恍惚中看到那个十九岁的女孩的脸庞和身影，我想她实在没有必要在长达四五年的时间沉默寡言，失去信心，变得难看、平常、郁郁寡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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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战争 第二章（8） 这个女孩，八岁就读过《红岩》，中学数学统考曾获全县第一，各科成绩在全年级中总是领先，有什么可以阻挡她的骄傲？有什么可以堵塞住她年轻嘹亮的声音？
也许事情真的没有那么严重，但对于一个未经世事的十九岁的女孩来说，就是天要塌下来了，从此她背负着她自身重量构成的阴影，步履蹒跚。
这片阴影就是那件事情，让我从头说起。
我不知道我写诗到底有多少是出自内心的冲动，又有多少是出自功利的目的，也许在一定的时期里，两者都同样强烈，而在另外的阶段，内心的冲动释放掉了，而功利的热情不减，一味地为了寻找出路而写作。当然，到了很多年以后，写作变成了生活的重要方式，那又是另一种境地。
当时我发现以写作寻找出路是一件最最适合我的事情，我立即热血沸腾地专程赶回B镇，到县新华书店买回了当时仅有的几本诗集，记得分别是李幼容的《天山放歌》，高红十的《青春颂歌》，还有一本章德益或龙彼得的知青诗集，还有一两本当时的《诗刊》。
我首先仿照高红十写了一首长诗，叫《远航》，按照我当通讯员积累的投稿的常识把这长诗抄了一式两份寄给N城和地区的文艺刊物。此外还写了一些零散的诗寄给报纸。
此举自然是失败了。但是这个时期很短，短到几乎没有打击我。我从少年时代起就磨炼自己的意志，从长跑到把手伸进烫水里，现在，这种自我锻炼开始结出硕果了。我想不管碰到怎样的挫折，我将不发疯，不放弃，而到最后，我一定会成功的。我想我是多么年轻，我想我是多么坚强，这年轻和坚强像两颗珍贵的宝石，深埋在我的内心，从那里散发出照亮黯淡岁月的虹光。
我日思夜想，认为应该用一种办法引起编辑的注意。自那次冒雨夜行写了一首《暴风雨》之后，我想到可以写一组十几首这样的诗，十首，十五首，这样也许就会引起编辑的注意了。
我在半个月的时间里，一下写了一堆诗，连挎包和扁担之类都写进去了，一时再也想不出什么新题目了。我数了数，这些诗一共才九首，离最高目标十五首还差六首，离最低目标十首也还差一首。我想至少要写够十首诗，既然连九首都写了，第十首又有什么难的呢？我又将我看到的认为值得写的事物想了一遍，我发现它们确实被我写完了，再也没有什么可写的了。
当时我已在大队的学校里当民办教师，自己有一间很小的土屋，我用砖头和门板做成了一张桌子，我就在这上面写诗。正是春天，暖而湿的风从窗口吹来，虫子在鸣叫，清晰而有节奏，青草的气息在门口的墙脚下弥漫。我仿照借来的一本《唐诗三百首》里的五言古诗，写了一首《春夜偶感》，写完后陶醉了一阵，但我很快意识到，夜已深了，这使我焦躁起来。我心里十分明确，仿五言古诗是一种娱乐，只有写能够投稿发表的诗才是工作，而只有工作才能使我心安理得。眼看一个夜晚就要过去了，我还什么事情都没有干，我既没看书，又没有写作，白白闲坐，胡思乱想一晚上，这个糟糕的现状被我的自我谴责弄得越发乱七八糟起来。
我心浮气躁，胡乱地在诗集中猛翻，试图从中找出灵感。我边翻边想，我一定要写够十首，要成功就要完成每一步计划，一点儿都不能放松。我像一个勤勉的科学家而不是一个激情澎湃的诗人那样想：今晚我一定要再写一首诗，如同今晚一定要再做一次实验一样明确和理性。
我一遍遍地勉励自己，突然，我翻动着的诗集中有两个字灵性十足地行走到我的眼前：脚印。
这两个字如同一种神奇的气体，一下使我心静如水，春夜的浮躁和骚动悄然退去，我满怀感动地望着这两个字，就像是我失散多年的孩子，我怀抱着它们。本以为一切都已穷尽，现在却看到了这个美妙的形象，啊，脚印，一行行，一只只，深深的，浅浅的，这诗在我堵塞已久的思路面前打开了一条空阔宜人的路，我情不自禁地随之而去，我在自己的纸上一行行地抄着，有我觉得不好的就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