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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在今天的政治评论中，在有关大东洋政策的讨论中，也生动地表现出兄长的传统特权。1942年春，陆军省的发言人，一位中佐在谈到“大东亚共荣圈”的事情时说过：“占领区的居民对此有充分的认识。对居民过多地表示体谅，会使他们产生一种利用日本仁慈的倾向，从而给日本统治带来有害的影响。”换句话说，由兄长决定什么是对其弟弟有好处的，在实施过程中不要“过多地显示体谅”。
不论一个人的年龄如何，一个人在等级制度中的地位决定于是男人还是女人。日本妇女走路时只能跟在她丈夫的后面，地位也低一等。有时穿上西装的妇女会与丈夫并肩而行，进出门时也会走在丈夫前面。然而当她们换上和服，就又得走在后面了。日本家庭里的女孩子们看到她们的兄弟得到礼物、关照和教育费时，必须尽可能表示安之若素。甚至在专为年青妇女设立的高等学校里，教授礼仪举止的课程也占了很大比重。
真正的智力教育远不及对男孩的教育。这类学校的一位校长主张对中上层阶级出身的学生授以某种欧洲语言知识，他提这项建议的理由是希望这些学生以后在掸去丈夫藏书的灰尘后，不会在把这些书放回书架时搞颠倒了。
但是，日本妇女与其他大部分亚洲国家的妇女相比，倒是有更大的自由，这并非就是西方化。日本从来没有妇女缠足的事，像在中国上层阶级有过的那样。今天印度妇女还会因日本妇女能出入商店，往来街头，无须藏身深闺而惊叹。日本人的妻子购买全家所需之物，管理一家的钱财。如果钱不够花了，必须由她们从家中挑选某样东西，把它拿到当铺里去。妇女指挥仆人，对孩子们的婚姻拥有很大的发言权，当她一旦成为婆婆时，常常以果断强硬的态度主持家政，与以前判若两人，尽管她的前半生犹如一枝事事点头称是的紫罗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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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辈份、性别和年龄的特权是很大的。但是行使这些特权的人并不像一个专横的独裁者，而倒像一个受托人。父亲或兄长负责照管家庭，无论是活着的，死了的，还是即将诞生的家庭成员，他都得照管。他必须作出重大决定，督促其付之实施。但是他并不拥有绝对的权力。他
的行为得为全家的名誉负责。他要他的儿子和弟弟记住他们家族的传统，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传统，他还激励他们自强自重。即使他是一个农民，他也祈望其家族的祖先贯彻地位愈高、责任愈重的原则，假如他所属的阶级越高，他对家庭所负的责任就越重。家庭的需要得置于个人的需要之前。
遇到任何重大事情，不论属哪一门第的，家长都得召集一次亲属会议，讨论这件事。例如，为了参加一次讨论走亲事宜的会议，家族的成员会从日本很远的地方赶来。在作结论的过程中，个人性格的各种无法估计的因素都会发生作用，一位弟弟或一位妻子可能左右这项决定。户主如果无视集体的意见，一意孤行，那么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困难。当然对正被决定命运的个人来这些决定可能非常难以接受。但是，年长者毕生都是服从亲族会议的决定的。所以他们也会顽固地要求晚辈像他们自己当初那样服从决定。他们要求背后的强制力，无论从法律还是习惯上讲，强制日本人服从家长决定的力量是完全不同于普鲁士父亲所拥有的对其妻子儿女的强制力的。但不能因此而说日本人的强制力小些，当然效果是不同的。日本人在其家庭生活中并不教人们尊重专制权力，也并不培养他们轻易屈从专制权力的习性，而是以家族全体成员都休戚相关的最高价值的名义来要求人们服从家庭意志，不管要求他们做的事有多么艰难，都以共同忠诚的名义来要求服从家庭意志。
每一个日本人先是在其家庭内部养成等级制度的习惯，然后再把他在那儿学到的东西用于经济和政治等更广阔的领域。他学会了要对那些比他地位高的、在特定的“适当位置”上的人表示充分敬意，而不管他们是否是这个团体内真正行使实权的人物。即使一位受妻子支配的丈夫，或一位受弟弟支配的兄长，表面上仍会受到同样的尊敬。各种特权形式上的界限并不因为有人在幕后操纵而被打破。不会去改变表面的形式以适应实际上的支配关系，表面形式是不容侵犯的。不受形式上的身份地位的拘束而行使实权，这在策略上甚至是很有利的；在那种情况下，一个人不易受到攻击。日本人在其家庭生活的体验中也知道了要使某个决定能获得最大限度的支持，最好的办法是让家族的全体成员确信，这是维护家门名誉的事。这个决定不是一位碰巧成为家长的暴君随心所欲制订和用铁拳强制执行的命令。日本的家长更近似于是一位物质与精神产业的受托管理人，这种产业对家族全体成员来说都是重要的，因此要求将他们个人的意志从属于它的要求。日本人反对使用暴力，但是他们并不因此不服从家族的要求，他们也并不因此而减弱对那些有身份的人的敬意。即使家族中的长者几乎没有机会成为强有力的独裁者，家族中的等级制度仍然维持着。
美国读者有不同的人际行为准则，因此当他们读到这样一种关于日本家庭等级制度完全如实的叙述时，并不能正确理解日本家庭内部的强有力的、公认的感情纽带。日本家庭里有一种非常明显的休戚与共精神，本书的主题之一就是论述日本人是怎样确立这种精神的。眼下，如想理解他们在政治和经济生活等更广阔的领域里实行等级制度的要求，重要的是先认识到他们在家庭里 是多么彻底地养成这种习惯的。
日本人的等级体制在阶级关系方面也如同在家庭中一样严格。在日本的整个民族历史上，它是一个严格的阶级和卡斯特【一种世袭的等级身份制度。——日译本夹注】的社会，是一个有数世纪的卡斯特体制习惯的民族，因而具有某种由此而生的长处和短处，这些长处与短处都是极其重要的。贯穿其全部有记载的历史的卡斯特一直是日本人的生活准则，甚至可以追溯到公元7世纪，日本就把从没有卡斯特制度的中国借用过来的生活方式作了修改，以使之适应日本固有的等级文化。在7世纪和8世纪时期，日本天皇及其宫廷就决定要用高度文明的中国的风俗习惯来丰富日本。这种文明曾经使他们派往这个伟大的中华帝国的使节看得眼花缭乱。他们倾注全力来做这件事。在此以前日本甚至连文字都没有，7世纪日本采用了中国的表意文字，用它们来书写他们完全不同的语言。日本曾经有过一种宗教，这种宗教有四万个神，这些神主宰着各座山和村赐福于人们。这种民间宗教虽几经变化，但仍保存至今，成了现代的神道教【日本民族的传统信仰，最初以崇拜自然、主张灵魂不灭为教义，随着氏族制的发展，国家体制的确立而开始崇拜祖先神、氏神、国祖神，一直演变成崇拜皇室的国家主义神道。战后根据占领军指令，国家与神道分离。——译注】。7世纪日本从中国全盘输入佛教，作为一种“保护国家的出色”【转引自奈良时代的编年史，乔帯。桑索姆：《日本：文化简史》第131页。——原注】宗教。在此以前日本并无永久性的建筑，不管是公家的还是私人的，这时天皇们仿照中国首都的模式建造了一座新的都城：奈良，根据中国式样在日本各地建立了宏伟壮丽的佛寺伽蓝和大批僧院。天皇们也采用了其使节从中国介绍过来的官职、品级制度和律令。世界史上还难以在任何其他地方找到一个主权国家能如此出色地有计划地输入文明的例子。
但是，从一开始日本就没有能够仿照中国建立没有卡斯特的社会组织。日本所采用的官职，在中国本来是授予科举及第的行政官员的，但是在日本却被授予世袭贵族和封建领主。这些官职就成了日本卡斯特体制的构成要素。日本被分成许多半独立的藩，各藩领主总是互相嫉妒对方的势力，关系重大的社会制度是那些有关处置领主和家臣及待从特权的制度。不管日本多么认真地从中国输入文明，但它没有能够采纳中国的生活方式，取代日本的等级制度。例如中国的官僚行政制度或中国的大宗族制，这种宗族制把各种人联成一个大宗族。日本也没有采用中国关于世俗皇帝的思想。日本人称皇室为“高居云端的人们”，只有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