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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日本战俘能指望些什么？对日本军队以及日本本土的宣传中，我们应该怎样说才能少牺牲美国人的生命和削弱日本人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的决心？在第一流的日本通之间存在尖锐的意见分歧。当和平来临之际，日本这个民族需要用持久的军管法才能使其遵守秩序吗？我们的军队必须准备在日本山中的每个要塞里与顽抗到底的死硬分子作殊死战斗吗？先得在日本发起一场像法国革命或俄国革命那样的革命，才有可能实现国际和平吗？谁来领导这场革命？是否应把日本人灭绝掉？我们对这些问题的判断分歧极大。
1944年6月，我奉命研究日本，受托利用我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家所能利用的一切技巧来说明日本人是怎样一个民族。那年的初夏，正是我国对日本的巨大攻势刚刚开始显示其真正威力的时候，在美国，人们依然一如既往地议论着对日战争也许将延续三年抑或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在日本，人们则议论说战争将延续一百年。他们说，美军赢得的是局部胜利，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离日本本岛还有数千英里。日本的正式公报几乎从未承认过海军的失败，日本国民仍然一味认为自己是胜利者。
但是，到6月形势开始变化了。欧洲开辟了第二战场，过去两年半中最高统帅部将欧洲战场置于优先考虑的地位，现在没有这种必要了。对德战争已胜利在望。在太平洋方面，我军已在塞班岛登陆，这是一个预示日本最后失败的大战役，从此以后我军日益进逼日军。而且从新几内亚的瓜达尔卡纳尔岛、缅甸的阿图、塔拉瓜和比亚克的战斗经验中，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是在同一个极其可怕的敌人作战。
因此，在1944年6月，回答有关我们的敌国日本的许多问题就很重要了。不管问题是军事的或外交的，也不管是由最高政策引起的，还是由扔向日本后方的传单所引起的，每一种见解都是重要的。在这场和日本所打的总体战中，我们所要知道的不仅仅是东京当权者的目的和动机，不仅仅是日本的悠久历史，不仅仅是军事和经济的统计资料，我们必须知道他们的政府可能指望从国民那里得到多少支持。我们必须试图去理解日本人的思想感情、习惯和这些习惯的表现“模式”。我们必须知道在他们的行动和看法背后存在着什么样的强制力。我们必须将自己作为美国人而据以行动的前提暂且置于一边，尽可能不要轻易地迅速得出不费气力的结论，认为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我们会怎么干，他们也会怎么干。
我所承担的是一个非常棘手的课题。美国和日本还处于战争状态，在战争期间一味谴责敌方
是容易的。但要看出敌人通过他们的眼睛是怎样看待人生的，那就远为困难了。可是我们非得这样去做不可。问题是日本人将怎样行动，而不是一旦我们处于他们的地位将怎样行动。我必须试着把日本人在战争中的行动看作是一种有助于我理解他们的“本钱”，而不是作为一种“债务”。我必须观察他们从事战争的方法，还暂时得把它看作只是个文化问题，而不是军事问题。日本人战时也同和平时期一样，是按自己的秉性行事的。那么，从他们处理战争的方法中可以看出哪些显示其生活和思维方式的特殊征候呢？日本领导人煽动好战情绪的方法、安定惊惶国民的方法以及战场上的用兵方法——所有这些都显示了他们自认为可以利用的力量是什么。我得寻踪于战争的种种细节，以便看清日本人是怎样一步步在战争中暴露自己的。
但是，美日两国正处于战争状态这一事实对我极为不利。这意味着必须放弃文化人类学家最重要的研究方法——实地调查。我无法到日本去，无法生活在日本人家里观察他们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活动，让我亲眼区别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我无法观察他们在作出某一决定时的复杂过程；我也无法看到他们抚育教养孩子的过程。约翰暥鞑祭锏摹缎牖荽濉肥且晃蝗死嘌Ъ叶砸桓鋈毡敬遄惺档匮芯康某晒浅Ｓ屑壑怠５牵 1944年我们已经面临的有关日本的许多问题在写那部研究著作时还没有成其为问题。
虽然有上述这些巨大的困难，但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家，我自信具备着某些可资利用的研究方法和必需的条件。至少我不必完全放弃人类学家非常重视的研究方法，即同被研究的对象进行面对面的接触。我们国家里有许多在日本长大的日本人，因此我可以向他们询问他们所经历过的那些具体事实，从中发现他们是如何判断这些事实的，用他们的描述来填补我们知识中的许多空白。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家，我认为这是理解任何文化都必不可缺的。另外一些研究日本问题的社会科学家利用图书馆，分析过去的事件或统计，追踪日本书面和口头宣传中的变化。我相信他们所要寻找的答案有许多是植根于日本文化的规则和价值之中的。因此，同那些曾经真正生活在日本文化中的人一起来探讨日本文化，我们就能够更加完满地发现这些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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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不阅读，也不是说我不是时时受惠于那些在日本生活过的西方人。大量论述日本人的文献和曾经在日本生活过的许多优秀西方观察家给了我一种有利的条件，这是其他前往亚马逊河发源地和新几内亚高地研究没有文字的部落的人类学家所得不到的。那种没有书面语言的部落是不会在纸上留下自己的形迹的。西方人的评论也只是一鳞半爪，而且十分肤浅，谁也不知道他们过去的历史。进行实地考查的研究者必须在没有前辈学者任何帮助的情况下，去发现他们的经济生活的活动方式，去发现他们的社会划分为哪些阶层、他们宗教生活中至高无上的是什么。研究日本，我可以继承许多学者的已有成就。在研究文物的文献中包含着对生活细节的描写。来自欧美的男男女女记下了他们生动的经历。日本人自己也写下了确实令人吃惊的自我暴露
文字。同其他许多东方人不一样，日本人有强烈的不可控制的情感，会淋漓尽致地刻画自己。他们既写自己进行世界性扩张的计划，也写自己的生活琐事。他们坦率的程度实在令人惊叹。当然他们对自己的描写并不是全面完整的。没有人能够做到这一点。一个日本人在描述日本时，会忽视掉真正重要的东西，他对这些东西太熟悉了，就好像对他所呼吸的空气一样习以为常，视而不见。美国人写美国时恐怕也会这样。尽管如此，应该说日本人还是喜欢解剖自己的。
我阅读这类文献，就像达尔文所说的他在最后完成物种起源理论时所做的那样，特别注意那些没有办法理解的事情。为了弄懂国会演说中那些犬牙交错的意见，我应该事先了解些什么呢？对于似乎是微不足道的行动他们是那样大加指责，而对于似乎是罪大恶极的行径他们却心平气和地予以默认。在这种态度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呢？阅读文献时我不断地向自己提出问题，“这幅画有何毛病？”“为了理解这幅画我应该掌握些什么呢？”
我也去看那些在日本创作与拍摄的电影，无论是宣传性的电影，还是历史性的电影，抑或是描写东京和农村当代生活的电影，我都去看。后来，我还同那些在日本看过其中某些电影的日本人一起重看了这些电影，不管在什么情况下，这些日本人对电影中的男女英雄人物和坏蛋完全是按日本人的眼光来看的，同我对这些人物的看法不一样。很明显，当我因为看不懂情节而茫然不知所措时，他们却没有这种感觉；当我对电影的情节和动机感到匪夷所思时，他们却能从整部电影的结构来加以理解。这就好比看小说，看到的是同样的字，可是我的体会同在日本长大的人的体会就很不一样。这些日本人中的某些人马上会为日本人的习惯辩护；另一些人则憎恨日本的每一件事。我很难讲清楚我从哪一部分人那儿学到了更多的东西。在这幅亲切生动的画面中，他们告诉了你在日本人们是如何安排他们的生活的，不管他们是欣然接受，还是深恶痛绝这种生活。
一个文化人类学家如果只是直接到他所研究的文化的人民中间去收集材料，实地观察，那么他实际上只是做着那些在日本生活过的杰出的西方观察家所做过的事情。如果一位文化人类学家所能做的就是这些，那他就不能指望对已有的有价值的研究再添加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