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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不离开自己的城市！”这个念头蓦然出现在米特罗凡·伊里奇·科列茨基的脑际。
这些天来，大家全都心情忧戚，忙乱不堪，没有一点儿时间考虑个人的命运。在国家银行的一个市分行里，人们忙着赶做最后一批统计报表，列出各式清单，包扎珍贵物品，整理现有卷宗。同时，在所有的壁炉里和上泥炭焚毁那些不值一带的废旧资料。包括日常事务在内的所有工作，全都安排得有条不紊。白天，当银行照常营业的时候，人们把那些必用的文件夹取出来，一到晚上便又放回原处。万一出现什么情况，只消捆好袋子，钉好木箱，封上火漆，就可以装上汽车运走。
这些日子里，银行的职员们一个个心力交瘁。但这不是银行年终结算时常有的那种充满活力、喜气洋洋的繁忙景象。人们默默地干着活，得闲的时候既没有热烈的争议，也不相互打趣。这种精力集中的忙乱，不知为什么使米特罗凡·伊里奇想起亡妻出殡前最后几分钟他的小屋里那种忙乱的景象。
米特罗凡·伊里奇表面上依旧泰然自若。他工作起来还是象往常那样熟练，那样精明。不过，他的同事们察觉到，他总显得有点神不守舍。这位出纳主任过于讲究卫生的习惯，很早以前就被人们善意地传为笑谈。那些爱开玩笑的人断言，想必他生下来就是穿着衣领浆洗得硬的衬衣，蓄着两撇剪得整整齐齐的短髭，头发匀整地向两边分开，脸庞经过仔细修饰，上面泛起一层橙子般的红晕。说真的，即使是资格最老的同志，也记不清这位出纳主任以前还有过什么别的样子。可是现在，不知怎么完全变了个样：脸也不刮了，头也忘记梳了，总是穿着那件没有衣领的、起皱的、被粉笔灰弄得很脏的上衣。在大家眼里，他从一个难以辨认年龄的、衣冠楚楚的人，忽然间变成一个不修边幅，邋里邋遢的老头了。
米特罗凡·伊里奇把女儿和外孙们送往东部地区以后，连晚上也不回家过夜了。他睡在办公桌上，用塞得鼓鼓的旧公文夹当枕头，拿一张打开的本市报纸盖脚。不过，那些住在集体宿舍的同事们还是看得出来，出纳主任睡得很不安神，老是长吁短叹，低声呻吟，好象哪里疼痛似的。他辗转反侧，不停地嘟哝着。即使到了夜晚，他脸上那种惶惑不安的神情也从没消失过。
有时候，人们出于对老人的同情，总是给他讲那个令人振奋的消息：捷普洛夫上校的部队开进城了。这个部队的财务处长在银行里立了一个活期存款户头，并向人们暗示说，无论是大炮还是坦克，他们都绰绰有余，他们决不会让敌人靠近城市。米特罗凡·伊里奇心不在焉地望着这位处长，很难弄清楚，他到底听了没有。
凌晨，米特罗凡·伊里奇从硬梆梆的办公桌上爬了起来，由于失眠而显得神情倦怠，他步履瞒础，不是绊住椅子，就是撞着桌子角，艰难地走到阳台上，背靠着墙，在那里一直站到天明。有时，他不安地向西方眺望。全城还沉浸在一片黑暗之中，而在城郊远处，在落日依旧辉映出一抹珠壳般霞光的天幕上，频频迸发出爆炸的深红色闪光。
老人的嘴角两边，现出了两道深深的、痛苦的皱纹。他低声说道：“这是怎么啦？怎么会是这样呢？……会出什么事吗？”
银行的共青团员——防空值班人员——同情地看着老人。有人拿了一条凳子送到阳台上，要他坐一会儿。米特罗凡·伊里奇心不在焉地道了谢，又继续站在那条凳子旁边……
装满木箱、货物和家具的盖满尘土的卡车，日夜不停地隆隆驶过广场，从银行旁边经过。疲惫不堪的人们扛着袋子，拎着包袱，挽着默不作声的孩子向前蠕动。车也好，人也好，都在朝车站方向涌去。往日，站在交叉路口的民警象乐队指挥一样，手拿白色指挥棒，灵活地指挥来往车辆，而现在，他却象一尊遍体尘土的石雕像一样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地让那些驶往同一方向的两行汽车从自己身旁开过去。迁往东部地区的工厂、学校、机关，都纷纷取走了在银行的存款，新的主顾——军队、军医院接踵而来。而银行在全市疏散完毕之前必须继续工作。
白天，在一大堆与撤离这个城市的老主顾们有关的、急待处理的业务中，米特罗凡·伊里奇准确地、但有点下意识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他拨弄着计算器，象魔术师那样干净利索、眼疾手快，重新清点一捆捆钞票，然后用他那独特的草书在结算单上签上字。不过，有时在紧张的工作之中，他也深深地陷入了沉思，甚至连空袭警报的汽笛声。急促的高射炮声都充耳不闻。高大的楼房在爆炸声中颤动着，桌子上的墨水瓶跳了起来，墨水四溅，天花板下的枝形吊灯也跟着摇晃起来。可是，老出纳主任只是从敞开的窗户里，漫不经心地望了望好似雷雨前那样渺无人迹的广场，依旧坐在桌旁，把头埋进帐本里。
银行行长切列德尼科夫叮嘱会计处的共青团员们保护这位出纳主任。现在，只要一听到空袭警报，他们便强行把他拉走，硬要他钻进之字形地道。这地道的形状象一道黑色的闪电，把银行庭院小花园的花坛劈成了两半。
“真是难以想象，他怎么会衰老得这么快！”同事们看着米特罗凡·伊里奇，感到十分惊讶……
在接到最后终止银行业务，尽快向东部地区撤退的命令那天天黑之前，米特罗凡·伊里奇就这样一直痛苦地期待着发生某种极其异常、可怕得难以想象的事件。当大院里最后一批汽车把银行财物装载完毕的时候，切列德尼科夫（一个细长干瘦的老头，身穿一件军便服，一只空袖筒整齐地扎在腰带里）才碰上米特罗凡·伊里奇在那几间空荡荡的、被近旁的炮声震得嗡嗡作响的房子里漫无目的地踯躅。
“米特罗凡，你在这儿干什么？”切列德尼科夫问道。
“怎么啦？”
“你的行李在哪里？你总得随身带点什么吧？我们又不是去钓鱼——谁知道我们会在外漂泊多久啊？”
即使在最后的疏散时刻，在这种令人心忧的忙乱之中，行长仍不失往日那种办事果断的作风。
“行李？什么行李？干嘛要带行李？”米特罗凡·伊里奇仿佛还在梦中，一个劲地反问。“哎，对了，我的行李……我没有行李……干嘛要？……现在反正都一样，听其自然吧……”
“你疯了！你会连一套换洗的内衣都没有的，谁给你衣服穿呀？要知道，全国人人都忙于打仗呐。”切列德尼科夫看了看自己那厚墩墩的银壳怀表。银行里的人都知道，这块著名的怀表就是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恰巴耶夫①当年为奖励这位行长的勇敢亲自送给他的，“你看，只有个把钟头的时间了，马上跑步回家，把最必要的东西收拾一下，快点赶回来。请你注意：我们不是带网到河里去捕鱼，只带上该带的东西。记住，十点钟我们就动身。呶，去吧！”
【 ①苏联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著名将领，早期曾译为‘夏伯阳”。——译者注】
“好的，我这就去……”
米特罗凡·伊里奇驯服地朝出口处走去。他慢慢加快了步伐，好似长久地失去知觉后又苏醒过来，一边走一边惊愕地向四周张望，仿佛认不出这些街道似的。其实，从前他每天都是沿着这些街道从家里步行上班，下班回家也走这条路，三十年来差不多天天如此。
西郊的石油供应站遭到敌机轰炸着了火，已经燃烧了两天。褐色的烟雾吞没了一切，甚至连最近的建筑物的轮廓也完全消失在弥漫的浓烟之中。接连不断的载重卡车不停地鸣着喇叭；满载货物的大车在蔓延满街的浓烟中吱吱哑哑地行进；人们匆忙地走着，肩上扛着沉重的包袱，手里牵着受惊的小孩。太阳挂在天幕上，活象一颗四周发亮的暗红色小圆点。这一切是如此异乎寻常，全然不象米特罗凡·伊里奇三十年来司空见惯的那种情景，以至他不由得停下脚步，茫无所措地环顾四周，最后才想起该怎样抄近路回家去。
出纳主任住在市郊的扎列奇叶镇自家的木头房子里。这座小木房隐藏在四株枝繁叶茂的菩提树后面。他的妻子十年前就离开了人世，三个儿子从芬兰战争爆发后就一直在军队里服役，也许他们现在正在什么地方打仗。这个城市一宣布戒严，他就决定把寄居在家的女儿和外孙女们送到在乌拉尔当炼铁工人的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