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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吊着的高音喇叭。想半天，发觉……自己还是想打电话。给谁？给阿屠？不是。给秦嘉？不是。给加工厂青年班班长宋长根？不是。他妈的，到底想给谁打嘛！虽然自己竭力想否认，但到了还得承认，是想给这位小得子打。她姐夫托付我了嘛！要我常用着点心，管着她点嘛！他给自己找理由。理由是充分的，光明正大的。但脸红什么？“精神焕发”？
不是……
他惶惑。
那天，在区里跟区劳动局、区团委的同志研究了出发编队问题，推着自行车出区委大院，时间不早了，本该直接回家。但车是街道办事处的公车，得先送回街道；再说，出来一天了，也得回团委办公室看看留言板上别的同志留下什么要办的事没有。他虽然不是街道办事处正式在编干部，跟街道里数以千计等待就业的青年一样，是个“社会青年”；但在担任街道团委副书记的这两年里确实把这儿当成了家，他骑着车刚进街道办事处那黑铁门，就看见二楼的大阳台上有人招呼他。是党委书记何治平。一个半秃顶的小老头，绍兴“杭嘟头”“，嘴大得吓人，心眼好得要命。就是他，力主在谢平离开上海前务必要解决他的人党问题。也是他，开几次党委会，都下不了决心放谢平走。谢平赶紧锁了车。跑上楼。何书记招着手对他说：”来来来，愚谷坊街道的陈书记等依一个多钟头了。过去见过吧？不用我介绍了。“陈书记就是小得子的姐夫。那天他带着小得子亲自来找谢平那时的小得子还没恁高，（老天，这些女生一吃苞谷馍就发。也不知是咋回事。）脸也没恁白恁圆。尖着个下巴，低着头，躲在她姐夫身后。天好热了，还穿件旧的深色两用衫。平平的刘海儿一直遮到眼眉上，头一低，恨不得就遮去半拉小脸。倒是翻在两用衫外头的一点白衬衣领和白袖口，还显出这小姑娘内心的一分活气。听说她想去兵团。决心很大。他先对她有了三分好感。在那段日子里，他就是拿这个尺度来衡量周围的人的。再听陈书记说，她二姐死了，按乡里的习俗，家里要她退了学嫁给比她大十六岁（她自己当时才十六岁！）的二姐夫做填房。她死活不肯，又踢又咬又闹地挣了出来，跑回县中，由老师和同学们帮衬，凑笔路费，来找大姐和大姐夫给撑腰做主。谢平听她小小年纪，能这么自强，又深深同情和佩服。陈书记的意思是要把她编到他一个中队里，将来分到一个农场，离得近些。但他那个中队全是团校的学员，非团员恐怕插不进去。陈书记说：”这由我去办。“他便说：”那好……“”那好“二字刚出口，下边他还想说点例行要说的谦词，却看见一直在陈书记肩后低着头的小得子突然抬起头，微微龛开嘴，那样感激、那样兴奋地用那样专注的湿润的眼神光看住他，倒叫他格楞了一下，咽住了后半截话，不好意思跟她和她姐夫客套了。”景芳，现在你该开个口，请人家谢平上家去坐坐了吧。“她姐夫笑道。她真就说了，依然用那样明快的眼神光看着谢平说：‘俺姐（那时她还老一口一个”俺“呢！）说，俺小，脾气又倔。她得好好跟你说说。请你上俺家。她给你烙俺们山东的大面饼吃……”把何书记笑得捂着个秃脑袋直喘喘。待跟着她姐夫要回家了，走到大门口，把住爬满常青藤的拉毛水泥墙角，她又回过头来看了谢平一眼，那意思好像是在问：“你说话算话吗？俺可是信得过你，才跟俺大姐夫来找你的。俺早就听俺大姐夫说起过你了。信吗？”他叫她看得脸直发烧。这丫头胆真大。
上火车。开车前一分多钟，站台铃一惊一乍叫起。广播里响出《共青团员之歌》：“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戴红袖箍的站台工作人员把所有送行的人都拦到安全线外。为了防止开车的一瞬间，家属们向车窗口扑，还特意增加了一两倍的工作人员手拉起手，构道人墙。路队临时党支部要求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中小队干部做到开车时不哭不叫，高唱战歌，笑着向上海告别。每个人都拍了胸脯。但这一刻却都挤到车窗口，把身子远远探出，向妈妈、向爸爸、向同学、向老师、向兄弟姐妹招手。有的一边叫：‘等着……等着我们的好消息！“一边就不知不觉地哭。谁都想最后再看一眼亲人。但许多人都只顾着哭，忘了再去看一眼。有的瞪大了眼，但视线全模糊了。谢平没往前挤。他看到妈妈哭倒在站台人字形防雨棚的水泥柱子跟前，便赶紧朝车厢深处走去。他是上火车前两天，得到通知，被批准为中共预备党员。他得对得起这个信任，配得上这个称呼。他静静地站在完全空了的车厢的另一边，等着列车启动。他估计还有三十秒钟，列车就会带着他们离开上海。永远离开上海。但这三十秒钟是多么漫长啊。多么难挨啊。他再待不住了，他看见有个人孤孤地独自站在黝暗的车厢连接处。他怕发生什么意外，便走了过去。一看，原来是齐景芳。他问她：’你干吗呆在这儿？”她来不及作解释，一把把谢平拽到身边，扒开车厢连接处防雨篷上的一条旧缝，让谢平看。就这样，在这个没有人想得到的地方，谢平清清楚楚地又看到了妈妈，看到了因为找不见他而急得直跳脚的姐姐，最后看了一眼在这一刻里如痴如癫的上海……等火车风驰电掣般掠过站台上最后一面红旗，车厢里头原先一直还有所控制和压抑的哭声便跟垮了坝的水库似的，轰然而起。他得赶紧去做工作。但又想谢谢齐景芳刚才那一点的好心和细心。转过身来，却发现她已不在自己身后了，远远地躲在车门处，倚住冰凉的车壁，低声的呜呜地哭着。她在哭谁呢？她又有什么好哭的？她的爸爸妈妈老师同学又不在上海。他本想走过去说她两句，但终因车厢里的哭声太响，秦嘉急得直冲他发脾气；“你怎么可以这个样子的啦？独杆子躲在那里厢不来管管大家！依这个人呀……快来呀！”他只好去了。等他再次发现她，她脸上早没了半点泪痕，一左一右搂着两个依然还在哭的女伴，用自己的脸颊轻轻摩擦着她们的头，款款细劝什么。到羊马河，宣布留她在招待所。他希望她跟大伙儿一起下连队接受锻炼，过好三关（思想关、劳动关、生活关）再考虑别的。她一点不肯让步。她说：“俺是农村长大的。俺还没锻够炼够？那怎么才叫个够？”他说：“你跟我们一样，也是学生出身。只不过没在上海上学就是了……”她却说：‘你们上车都发了军装，就没给俺发。为啥？俺跟你们就不一样嘛！“她还是留下了，叫他恨得无奈。因为这一点，后来，他也有意不去看她……
……屋里火墙烧得太热。加上窗外那两个小丫头的窃笑，叫谢平浑身没法不冒汗。他甚至后悔来这一趟，便催齐景芳：“有什么事，你就快说吧。”
“别管她们。疯惯了。真没办法。”齐景芳给谢平沏了杯糖水，“两件事……”
“你刚不还说只有一件事吗？”谢平反问。
“行善还在乎那点？”她抿起嘴笑。
“说吧。”谢平闷闷地吐口气，敞开棉袄。
齐景芳从铁丝上摘下她那条洁白的洗脸毛巾，撂给谢平，让他擦汗，然后笑道：“第一，你来了，可不能跟场部的人说，我不是上海人。对谁也别说。行吗？”
‘称要这虚荣于吗？“’”我没要你去吹我是上海人，也请你别跟人说我不是上海人。反正他们都知道我是跟你们一路来的。我现在上海话说得也满灵光。“她调皮地笑笑。
这鬼！
“第二，明年场部子女校办高中班和师范班。头一年，怕招不满。没恁些初中生嘛。动员上海青年里头十六周岁以下的……当然也包括十六周岁的在内去报考。”
“你想考？”
“是的。”
“你超过十六了。”
“还不到十七嘛。”
“场里同意了？”
“我找政委了。协理员、所长。校长、主任……找过一圈。我跟他们说，再咋的，也得给我最后一个机会。我不是不要念书才没上完学的，也不是念不起书。可我这一辈子，刨去这一回．就再没机会上学了。我得考一次。要让我考了考不上，路死路倒，沟死沟埋，从今往后我小得子就再不说上学这件事。一门心思当我的招待员。领导叫于啥就于啥，决不三心二意，挑肥拣瘦，这山望着那山高。他们全答应了……”
“主要考初三的功课。你没上过初三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