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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吗？我不知道。”我瞅着办公桌上一块橡皮运气，恨不得把这脏乎乎的东西塞到老板嘴里。
“听于仁说天津业务本来是你联系的？”张倩终于面对着我说话了。
“最开始的时候是。”
“当心啊！”她马上低下头去做单据，似乎在对别人讲话。
我的手指微微动了几下，脸上热乎乎的。
用于仁教给我的办法，我只在石家庄住了四五天，就把二十来万的合同拿回来了。
于仁曾告诉我，做生意与其油腔滑调，故做高深，不如老老实实，一板一眼。有时候能装疯卖傻效果就更好了。中国人看不起弱者，却又同情弱者。在自居为强者的傻蛋们面前示示弱，往往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成效，大不了让人家背后骂两句。
我就这么呆呆愣愣地把合同签定了，认了几个大哥小弟还得个实在人的雅号。然而再装傻，给回扣的时候不能装，否则就是傻到家了。国营企业里的关系盘根错节，拍板的人少，管事的人多，每个人还都想揩点油。好不容易才没把业务费花亏了，此时我也突然明白，当年司机小张为了做助理，阴招儿一箩筐地把自己挤下去的动机。屁大点的官儿都得有八个屁股等着坐。
第六部分震动地板
回到公司，咱牛哄哄的样儿可大了，在外面装孙子，回来就是大爷。老板不得不在每周一的例会表扬自己，不到一个月我就转正了。
转正的当天晚上，我就拉着徐光、于仁去蹦迪，到底得看看北京的迪厅什么样。我们去的是市内一家名气颇响的迪斯科舞厅，一进门，我就傻眼了，面前的景象让人好久没说出话来。有个脑袋像插了无数支小标枪的女子，站在楼梯的木制宽栏杆旁唱歌。她胯骨剧烈扭动着，塑料皮儿的瘦裤子挽到膝盖，扯着脖子高唱《康定情歌》，震人心肺的摇滚居然盖不住她又尖又侉的嗓子。音调拉得极长，就像站山坡上吆喝失散的牲口。
我转了半天眼珠，才定下神来。前些年在学校里，咱也算个活跃分子，可学生终归没钱，太高档的场所想都不敢想。后来参加工作就一头扎进川北的穷山沟，虽然遭遇了准富婆刘萍，可除了做爱的技巧，我只学会了如何鉴别川菜的优劣。此后掉进监狱的三年就甭提了。迪厅这种地方我还是头一次来。
舞厅里，一个闪着光的圆东西歪着脖子在房顶上乱转。花花绿绿的灯光蝙蝠似的冲击着人们的感官。舞池里放着烟，彩灯射来，阴晴变幻，闪烁无定；大厅里点了无数支小蜡烛，魑魑魅魅，人影如梦。蹦来蹦去的时髦男女们都跟慢镜头似的，一个个张牙舞爪，口歪眼斜。“邦邦邦”的架子鼓声震得我的两个耳朵“嗡嗡”直响。一种发自内心的狂热令人燥热，连于仁那么老成稳重的人都冲高处的放羊小姐吐舌头。我跑进舞池跟人群扭了十几分钟，后来累得实在跳不动了，往回走时，忽然觉得脚下的地板“突突突”地颤悠。
“地震啦！”我扯着徐光就往外跑。
徐光一把打掉我的手。“别露怯！震动地板。”
“什么？”我吊着嗓子喊。
“震动地板！”
我捧着腰回到座位，比在监狱里抡俩钟头油锤还累。一杯啤酒下肚，精神才好了些。放羊小姐估计也累了，音乐似乎也不那么刺耳。舞池非常大，幻影迷离，宛若梦境。有人喘着气离去，有人重新加入，有人像我似的在一旁观望。这时的我好像又回到了小县城，四角的吊灯，飞扬的尘土，挥霍激情的人群。有种极度的无聊和困惑，令人眼花缭乱，眩晕的感觉似乎能使人飘起来。人生如梦，迪厅也许就是一个大梦，于是有人沉湎于此，有人偶一为之。可这梦幻之城又偏偏是人为制造的。
坐了一会儿才缓过劲儿来，此时我忽然发现舞台上领舞的几个青年男女，身上闪闪发光，似乎贴着金银片儿，他们本来就穿得极少，远远的已能看到身上流下来的汗了。更让我不可思议的是他们四肢腰胯狂扭猛跳的同时，脑袋自始至终都在拼命地摇晃着，其左右能摆出一百八十度，频率之高令人几乎分不出次数。我越看越有意思，后来竟兴趣盎然地跑进舞池，也学着他们玩命地摇晃脑袋。可没晃了一分钟，就头疼欲裂，鼻涕都快流出来了，最后我差点摊在地上。徐光张着大嘴跑过来将我拉回去，路上他已经笑得不行了。“吃多了你？”我扭脸见台上几个孩子仍在摇头摆尾，毫无倦意，亢奋得像几只发情的小野驴。真担心过一会儿会有个脑袋从台上骨碌下来。
“你吃饱了撑的？”徐光把我拉到座位上，像发现珍奇动物似的上下打量我。“再关你几年，还不得憋死？”
“他们怎么就没事？”我指着舞池里的几个孩子。“他们的脑袋不是自己的？”
“你？”这时震耳欲聋的架子鼓终于停下来，徐光使劲儿揉揉嗓子。“你消停点吧你！你学不了。”
“那这帮小丫的是怎么练出来的？”我断定，渣滓洞要是学会了这手，地下党也受不了。“吃错药了？”
“嘿！没白活，您还真说对了。”于仁一直懒得插嘴，他脑门也在冒汗呢。
“瞎掰！”
“你不信？”
“有摇脑袋的药？有晃屁股的没有？”
“晃屁股的还没听说，摇头丸，迪厅里可都有卖的。”徐光说。
“什么？什么东西？”我当然是第一回听说摇头丸的名字。“新鲜！吃了就能摇头啦？摇死了怎么办？”
于仁他们相互苦笑了一下。“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就是一种毒品。”于仁说。
“不是海洛因，可什么因吗？”咱在监狱里接受过禁毒教育。
“纯洁！你压根儿就不应该出来，人在里面呆着，最少学不了坏。”徐光无可奈何，他伸出手指头一样样儿地数。“现在毒品的花样多了，海洛因、可卡因、吗啡、冰毒全是。摇头丸是新出来的。”
“摇头丸是毒品，迪厅卖不犯法吗？”一提起犯法，我的大腿就痒得厉害。看守所里的一个多月生活给我落了点病，湿疹虽然不久便痊愈了，可一想起“犯法”这两个字，裤子里就跟钻进几只蚂蚁似的。
“怎么不犯法？当然犯法。”徐光说。
架子鼓又响起来了，临坐的人嘻嘻哈哈地涌进舞池，我则无限感慨地伸了个懒腰。出狱很长时间了，无论在心里还是生理上我都很难再把握外面纷杂错综的世界。市场上卖的牛仔裤都贴满了补丁，年轻人穿着塑料质地的夹克还自称叫“酷”？大哥大改名叫手机，挺干净的公共汽车给卫生巾的广告弄得花里胡哨，前几天看报纸说有人上网成瘾，可据我所知只有鱼才爱向网里钻，也许鱼都变成人了？没准，听说现在海边渔民的日子挺苦。今天收获更大，居然看见吸毒的半大孩子在舞厅领舞，神采飞扬！比我小时候在学校领操时还神气。
我应该感到庆幸，还好自己在监狱里只待了三年，没事也看了几本闲书，明白了点香臭，懂得了些是非。要是风风光光的在外面混，吸了毒也说不定。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人在恶劣的环境里，戒备心理强，学起坏来并不容易，可若是在平时戒备松弛，身心懈怠，往往会顺坡下去。我知道自己就是这种人。
从迪厅出来，寒风朔朔，星月无光。真累，小腿肚子上的肌肉“噔儿噔儿”直蹦。我和徐光他们并不顺路，便叫了辆车先让他们回去。
离开迪厅，我独自在路边站了会儿，很久没这么悠闲面对夜空了。灰蒙蒙的夜色不见一颗星星，连月亮都跟几天没洗脸似的，青一块白一块。北京的天空越来越像川北云雾缭绕的小县城了。听周胖子说，工程公司两年前就从川北撤回来了。肮脏、破败的小县城也许会因为铁路的开通而热闹起来，也许铁路开通了，外出打工更方便，青壮年都走光了。刘萍呢？她会不会还在小县城？想起刘萍，我就止不住的心疼。
“方路。”有个女人踢里秃噜地从后面追上来。
“我。我是方路。”我在黑暗中端详她半天，似乎有点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