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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从目前了解的信息看，跃跃欲试的“下家”众多，但真正下决心接棒者至今仍未确定。因此，除相关职能部门要为全兴足球的平稳交接出谋划策外，我们更要吁请省上领导旗帜鲜明地为交接棒牵线搭桥，同时发挥政府的协调职能，因为全兴足球的退出和交接绝非仅仅是单纯的商业行为，它是社会影响面很大的一件事。省上领导曾公开表示“群众关心的事就是大事。足球就是群众关心的大事，政府不能不抓”。……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我们期盼着有魄力、有实力，负责任、有远见的接力者抓住这一历史机遇，重振四川职业足球雄风。作为传媒，我们更愿意为此再次大声疾呼：川足兴亡，匹夫有责。
在掌声与唾沫之间，托普痛并坚持着。虽然历史永远只能给人看得见的一面，但闹翻上海、戏弄四川就像多米诺骨牌倒下去的第一张，足以证明宋如华正一步步走下神坛……
《托普检讨》 上市前夜的一份传真件《托普检讨》 “帝国”生死棋局
●27个软件园：“帝国”生死棋局
如果1997年宋如华没能拿下西部软件园的国字号牌子，以后的托普又会是怎样的呢？有人说，托普可能早就玩完了，“死于内讧，或者死于多元化”。即使活着，也不会那么潇洒，有人下判断，宋如华更不可能成为福布斯中国内地前50名的富豪。
然而，历史没有“如果”。当宋如华拿下“西部软件园”，他的“机会”来了。
当时就有一家广西的上市公司愿意出资5000万收购西部软件园的牌子，要知道，1995年底，托普的销售收入也不过4000多万，而仅仅一个牌子就价值5000万——这让精明的宋如华闻到了资本的诱人气息——借此“东风”，1998年托普重组川长征，“川长征”更名为“托普软件”，宋如华在资本市场上一鸣惊人，被人称为“资本运作高手”。
西部软件园带给宋如华的“机会”还远不止于此。学界出身、商界生存的背景，使宋如华充满了接触政界的渴望，而西部软件园不仅拉近了托普与政府的距离，更关键的是润滑了双方的关系，搭建起了一个非常好的公共关系平台——托普从政府手中获得廉价甚至免费的土地资源，政府则可以利用托普的软件园寻找打造高科技产业的政绩。
在这场皆大欢喜的合作中，宋如华更重要的收获——是他还发现了一个来钱更快更容易的门道——以“建设软件园、投资换市场”的名义圈地，使土地资源转换为土地资本，然后再把这个土地资本重新评估后拿到银行“套现”，如此鸡生蛋、蛋生鸡，只要托普能源源不断地从政府手中拿到廉价的“高科技”用地，银行就好比是宋手中的一个钱袋。
创业5年来，托普虽然也经历了诸多风雨，但总的来说，运气一直比较好，“一个事业，有心这样做，却无意中走上了另一条路”，1995年12月，托普第一届技术代表大会开幕式，宋如华说，“托普人总能够把一件事推向一个事业”。在宋看来，所有的好运都是上天注定要给托普的。“就像西部软件园封顶那次”，宋如华总爱津津乐道地向别人说起这件事情，“8月的成都雨老是下个没完，软件园里积水不断，根本无法施工，更不要说封顶了，眼看9月的开园要泡汤了，大家都很着急。怎么办呢？我们的开园日程已经安排好了的呀。我就带着大家跑到楼顶，拼命地喊‘不要下了’！结果怎么样？嘿嘿，雨还真停了！”
以后的更多经历，似乎更“证明”了宋这种“吉人自有天相”的逻辑。
在“把一件事推向一个事业”确立为托普战略的背后，宋如华便“一发不可收拾”，弃软件研发于不顾而择圈地为主业。毕竟，这比辛辛苦苦卖PC、显示屏、税务软件轻松多了。对“宋老师”而言，显然，这个生意让他的面子也比过去光彩多了，因为赚钱的含金量似乎得到了大大的提高——他开始彻底玩资本、开始大搞“复制”。
跑马圈地后，宋如华先投资几百万元搞基建和绿化，高额评估后，以抵押贷款方式从银行圈钱，或者加价转让给上市公司等子公司。如法炮制的过程中，宋如华也一直在寻找资本运作的机会。截至其2004年消失在公众视线内时，托普在全国数十个省市开发区建了27个软件园，占用土地超过12万亩，而且每个园区的投资据称都在1个亿上下。
这27个软件园就像27枚棋子，谁能想到，在托普的这盘生死大棋局上，宋如华最后是自己把自己给下“死”了。不“死”也不容易，因为这27个软件园组成的资金链，就像一个连环的定时炸弹，一环扣一环，只要有一环出了问题，就有全盘崩溃的风险。
●从“东大软件园”看出新门道
从1996年下半年开始，借助托普北京工作部打通的关系渠道，宋如华积极主动地建立起了自己在软件行业尤其是政府主管部门的一些人脉资源，此“关系渠道”为托普快速跻身全国软件产业的“前列队伍”发挥了重大作用。
为了明确中国发展民族软件产业的思路，1996年，国家科委（现科技部）软课题《发展我国软件产业的战略与对策研究》的总体组织及研究工作全面展开，作为软件企业代表，宋如华、李智参与了该课题的部分内容的起草工作。
1996年9月，带着尚未解脱的“叛乱”阴影和对托普未来发展的困惑，宋如华参加了在沈阳召开的“全国软件产业发展研讨会”，并参观了东大软件园。东大软件园聚集人、物、财的神奇力量让宋如华兴奋不已，此前他坦承并不知道软件园是什么。
1995年是东软一个不可多得的“机遇年”。当时的背景是，沈阳浑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有一块闲置的征用地，一直都没有企业进驻，开发区希望东软能进驻。目的很简单，“买几十亩地，为开发区的建设造一些声势，给其他高科技企业带个好头。”
历史的起承转合总是在不经意间。
第二天下班后，时任东软总裁的刘积仁与公司后勤部长等4人带着地图一同驱车到开发区考察，极目望去，荒无人烟，除了豆秧就是叶茎上挂满刺球的荒草……这时大家都默不作声，因为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刘积仁心中一直都有个梦，那就是建造“一座能凝聚中国年轻IT人的软件园”。可是，就在眼前的这一块地能让他满意吗？
5分钟后，“要买就在这儿买”，刘积仁指了指手中的地图坚定地说，“这里离高速公路出口近，进市内方便，离机场也近”。就这样，东软在开发区一圈就圈了800亩土地。刘积仁的“梦”源自于其看到如下一个现实：国内高校企业开发出来的科研成果转化率非常低，而在国外，同样的科研成果大都衍生出一个又一个的产业机会。
刘积仁的这一“搏”让东软找到了真正的发展助推器。在东北大学和当地省市政府部门的共同主导下，1995年10月，东大软件园被科技部授予为“国家火炬计划软件产业基地”称号，这也是国内第一个大学软件园——这为东软在资本市场上增色不少。
1996年6月18日，东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顺利上市，成为国内第一家上市的专业软件企业。自上市起，股价走势就一路飙升，受到投资者的大肆追捧，被誉为“中国软件第一股”。东软通过上市公司在电信、电力、社保、教育、企业等行业的优秀经营业绩，先后从资本市场融资6亿元，从而为东大软件园的迅速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血液”。
东大软件园的园区内有一个巨大的人工湖，按照最初的想法，本打算将人工湖的形状设计成辽宁省地图，但当时的省长闻世震在看到施工沙盘时说，“希望东软未来能够立足中国，放眼世界”，于是，人工湖就被设计成了中国地图的形状。
东软前后这一切的变化及其要做“中国的东软、世界的东软”的野心，让宋如华吃惊又羡慕不已。一回到成都，他就在高管会议上提出托普集团也要建立一个国家级的软件园，就叫“西部软件园”，他要求相关部门负责人尽快准备材料向国家科委申请。
《发展我国软件产业的战略与对策研究》课题1997年正式定稿，并报送国务院、相关部委负责人，提供决策参考。课题的研究结果，即通过软件园区形成规模效应和积聚效应，发挥其辐射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