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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0-川人大抗战-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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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汉祥说:“蒋先生的鬼把戏很多,谣言也不能认为毫无根据。”    
    何应钦慨然说道:“我是贵州人,自古川黔一家,连我口音都和四川人一个腔调!如果蒋真要对刘甫澄下黑手,我肯来当刽子手,同四川人结不解之仇吗?”    
    邓汉祥见何说这话时态度自然,不像唱戏,于是拍案而起大声说:“敬之(注:何应钦字敬之),你是贵州兴义人,我是贵州盘县人,早年又都进前清武昌陆军中学……我两个是同乡又是同学,我相信你不会整我的冤枉,哄我去害刘甫澄!”    
    邓汉祥当夜赶到璧山,将经过详告刘湘。    
    刘湘枪林弹雨中滚打几十年,不是傻瓜,他对邓汉祥说:“我们也得预先留一手,枪杆子作后盾!传我的命令:在成都、璧山、重庆等方面暗中调集重兵,预作防范。有啥子风吹草动,就给老子动手!”


第二部分 四川的抗日救亡运动第7章 蒋介石决心整肃四川(4)

    1937年7月6日,川军整军会议在重庆行营礼堂开幕,出席会议的有何应钦、顾祝同、刘湘、贺国光、邓锡侯、刘文辉、杨森等整军委员,各军、师独立团以上将官,共300余人。    
    何应钦以下皆身着戎装,以示隆重。刘湘后至,偏偏脑袋上戴顶博士帽,身穿件长衫子……举座惊讶,暗自交头接耳:“开军事会议穿长衫子,刘甫澄对整军不满,安心来个小学生‘闹考’嗦?”    
    会议由何应钦主持并代表蒋介石说明“整军”的意义,他说:“1935年6月后川康军队第一次整军,曾经呈报中央有案的,川康军队共为8个军,辖26个师,9个独立旅,总计步兵团171个。若以团为单位来比较,竟然有日本全国军队数量的二倍半之多!”    
    当时,日本正规军队约25万人,编为17个师,共步兵70个团。    
    1933年日本驻汉口的武官给本国政府报告川军兵力为:刘湘有211500人;刘文辉有165000人;邓锡侯有88000人;田颂尧有59000人;杨森有45000人……加上其他杂七杂八的小军阀、民团,至少六七十万人以上!    
    何应钦提高嗓门说:“以四川一省来养这支六七十万人庞大的军队,自无怪乎质量之差。故四川军队必须整理!”    
    刘湘接着致词:“甫澄作为革命军人一分子,拥护国民政府的军政统一,拥护军队国家化!”    
    他话音刚落,第四十七军军长李家钰站起来说:“我在前线同红军作战,刘总司令(指刘湘)就在后边收编我的军队,我想不通这是什么道理?”    
    何应钦立即制止说:“我们这个会议有一定的范围,李军长的话出乎范围以外了。”    
    李家钰便没有再往下说了。但李抱冰又起来发言攻击刘文辉,他愤愤然说:“我的部队在追击红军过西康时,刘文辉部多次拖拉我的军队!”    
    何应钦仍以不属于整军会议范围而制止了。    
    第二天,何应钦一开会就以沉痛的语气宣布:“7月7日,也就是昨天,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发生,中日战争开始了!”    
    形势直转急下!正在参加整军会议的将领们本来是“各怀鬼胎”,这时却都同仇敌忾,在会上纷纷高吼:“我们愿率所部,参加对日作战!”“川军愿在刘湘主席统率下,同心协力,共御外侮!”    
    川康整军会议7月9日匆匆忙忙闭幕,何应钦昂首挺胸宣布会议“决议”:    
    一、川军各部缩减十分之二,刘湘直辖的部队共缩编为60个团(共3个军、2个独立师、7个独立旅),剩余的纳入省府保安部队中,改成14个保安团。杨森、刘文辉各编9个团;孙震编13个团;邓锡侯16个团;李家钰编7个团。以上川军各派系总共仅54个团,还不如刘湘一家多。    
    二、川军团以上军官由国民政府有关部委直接委派。    
    三、川军的军饷,每月由国民政府军政部派员点名发放。    
    这次“整军”,基本上实现了“军队国家化”,对“抗战”中统一指挥全国军队无疑是非常有利和必要的。    
    这次“川康整军会议”为什么既“草草结束”、又“圆满成功”呢?    
    这是因为“卢沟桥事变”突然爆发,救亡抗日成为火烧眉毛的紧急大事——当国家利益上升到最重要位置时,各方纵有天大私心,也没有任何借口去讨价还价了!    
    当然,会议结束后,许多川军将领也心怀不满。刘湘说:“这样一‘整军’,我们川军的用人权、财经权等都进一步被老蒋控制了!”    
    邓汉祥摇头,笑着说:“抗战爆发,这次整军虽有决议,可能也只是无疾而终……”    
    刘湘慨然说:“只要蒋介石不起吞掉我军队的黑心,我刘甫澄就马上率部出征,去打日本人!”    
    抗战爆发了,展现在许多川军将领和几十万士兵面前的,将是一条崭新的道路!


第三部分 川军请缨抗战第8章 川军请缨抗战(1)

    川军将士的觉醒    
    “号外!号外!买号外!7月 7 日卢沟桥事变,日军借口演习中一军曹失踪,侵入宛平县城,我卢沟桥守军吉星文团当即奋起抗战,抗战爆发了!”     
    1937年 7 月 8 日午后,成都大街小巷响起极为罕见的急促吼叫声……原来只在两小时前,成都《新民报》主编李有伦匆匆从省政府跑回春熙路报社,一上阶沿便气喘吁吁叫道:“卢沟桥昨天打燃了,赶快出号外!”李有伦摊开手中的中央通讯社所发电稿,心急火燎地组版、校样、开印……总计不到 40 分钟,《抗战爆发了》的号外就出来了。报馆人员全部出动上街叫卖……    
    成都其他报纸也都是这样。    
    半小时之后,各家报纸的号外便撒遍了市区的主要街道。一批报童还甩开光脚板长跑二十里,把“号外”卖到华阳县、中和场等乡下。“号外”只比巴掌大一点,但它及时传播的石破天惊的新闻,把成都震动了!一群群的人拿着“号外”奔走相告,群情激愤。    
    抗战爆发的消息以成都、重庆为两大中心,迅速传遍四川各州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立刻响遍城乡……    
    成都,四川大学师生在“七七”事变的当天正式成立“天明歌咏团”,全体团员手执标语,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枪口对外》、《五月的鲜花》、《毕业歌》等救亡歌曲走上街头,抗议日寇侵略暴行。歌咏团所到之处,广大市民群众鼓掌欢呼,涕泪交流同声高唱,气氛悲壮激昂……    
    重庆和各州县,无数歌咏、演说团体活跃在校园、街头、乡村。他们唤醒了民众的民族意识,激励了民众的抗日情绪!    
    卢沟桥的炮声,使川军中从将军到小兵的爱国激情霎时都火山般爆发了!    
    7月10日,成都督院街省政府刘湘的官邸内。    
    从重庆匆匆赶回的刘湘,紧急召开川军将领会议。刘湘的主要幕僚川康绥靖公署参谋长傅常、总参议钟体干、顾问张斯可、高级参谋乔毅夫、省政府秘书长邓汉祥及一些重要将领参会,人们的神色都格外严肃。    
    刘湘一改往日沉闷抑郁状,精神亢奋地说:“今天,我们郑重其事,商量整军及出兵抗战的问题!”    
    绥署参谋长傅常发言:“1931年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日渐猖狂,在中共‘统一战线’的影响和川内父老的呼吁下,其实我们川军上下多数官兵,对中央‘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也是不满的!军人中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日趋强烈!”    
    刘湘的老部下、川军一四五师师长饶国华站起来,慷慨陈词:“1934年我奉命堵截红军,即开始感受到民族危亡之秋,中国人自相残杀,实在要不得啊!古训说‘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就是说兄弟即使在家里经常争吵,但当有外来侵犯时,仍应团结起来、共同对敌……我当时就对朋友们沉痛表示:‘国难如此,实不愿再见自相残杀的内战,损失国力,利于敌人!’只要开始抗日,我饶国华就要站在战争的最前线,效死疆场!”    
    饶国华(1894~1937),字弼臣,资阳县人。1911年赴成都即投入川军第二师刘湘部,历任排长、连长、营长、旅长、一四五师师长……谁能料到,仅几个月后的1937年12月1日,他就悲壮殉国,实践了自己的英勇誓言!(后文将详述)    
    刘湘带头鼓掌,有些激动:“饶师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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