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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梯洞口的防护团员和宪警见此情景，迅速劈开闸门，洞内的人有的挤到门口就倒在地上再也爬不起来，而后面的人又一排排压在倒在地上的人身上，通道被堵塞了，而隧道深处的人仍在向外挤……惨案发生了！
敌机的轮番轰炸使救援工件无法迅速进行。当时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外事班受训的郭伟波先生回忆：将近午夜，洞内遇难者经过数小时缺氧，已气息奄奄，面色由红变成紫蓝色，嘴里口水由白变红渗出血丝，互相扭抓着在痛苦中死去……隧道中一片死寂，充斥着尸体和闷热的臭气。天亮时分，政府当局派人清理大隧道。尸体被拖出来在隧道口附近堆集成垛，皮肤全变成蓝黑色，面目全非。
第四部分 赢得世界的尊敬第12章 炸不垮的“陪都”（6）
惨案惊动了蒋介石，他带了市长吴国桢、卫戍司令刘峙来视察。蒋介石阴沉着脸，狠狠看了刘峙一眼，刘峙吓得一身胖肉发抖……约十来分钟，蒋介石走了，当时在国民政府社会部任法制专员的郑蕴侠，陪同社会部长谷正伦及警察局长都到现场指挥，饬令就近取来棺材装殓遇难者。时值炎夏，尸体不能久停，调来不少卡车将死者运向朝天门江边，改用木船运到江北黑石子，由空袭救护委员会掘埋组掩埋……谷正伦几乎每次空袭后都出现在重灾区，布衣布鞋，毫无部长架子，不顾安危地指挥基层抢险人员救灾。
郑蕴侠先生曾告诉本书作者：有两个士兵在搬运尸体时，乘机在死人身上摸取财物，被重庆卫戍司令部的姜咏冰发现并下令立即枪决于现场！但据说姜咏冰等官员事后也私吃死人钱财。
从防空洞拖出的“死人”躺在地上，有的经急救或呼吸到新鲜空气而复生，有的在卡车上因震动而心脏恢复功能，竟在江边复活。还有倒在一边呻吟，生怕被误当死尸送到黑石子的重伤号。掘埋组工人无任何防毒装备，只戴口罩、围腰，在硝烟未散的灾场赤手搬运死尸。现场一片哭骂声，每个人都在咒骂日本鬼子，既凄惨又群情激愤……
据郑蕴侠先生讲：惨案后曾请虚云法师主坛，由慈云寺方丈法云、罗汉寺方丈觉通召集和尚108人，在较场口等处旷地上做了21天罗天大酷醮，放焰口超度亡魂。只见灯烛如萤、磷火幽幽，在和尚幽幽诵经声中，幡纸钱灰随夜风飘向黑暗，似冤魂飘荡、倍增凄凉……
隧道内究竟死了多少人至今是个谜。 有资料说“一夜之间因窒息挤压而惨死市民近万人”。但据当时统计数字是992人窒息而死，重伤151人……专事惨案赈恤的当事人欧阳平说，死者不会上1000人。
惨案发生后，重庆民怨沸腾，舆论哗然。中共《新华日报》报道：
“本月5日大隧道发生窒息案，蒋委员长闻讯，异常震怒悲痛，以隧道内设备欠周密，管理疏忽，致发生不幸事件，主管人员实责无旁贷，当即亲临灾区视察，抚慰被难家属……”
6月7日，蒋介石亲下手令：
“查本月5日晚间，敌机袭渝，市某隧道发生窒息，以致遇难民众死伤多人，实深震悼，所有负责当局，实难辞其玩忽之咎！防空司令刘峙、副司令刘伯翰、重庆市市长吴国桢，着即革职留任……”
蒋介石特令组织“大隧道惨案”审查委员会，组织防空洞管理改进委员会，谷正纲为主任委员。5月16日，蒋介石发布《告全国同胞书》，强烈谴责日本残暴罪行：“血债遍地，火光流天，惨毒之状，罄竹难尽！”蒋介石以最高领袖身份号召全国军民：“倍增团结，誓死雪耻，亲爱精诚，共报国仇！”
8月7日起，日军更开始对重庆城区进行昼夜不停的“疲劳轰炸”。8月10日至13日，市区发空袭警报13次，警报长达90余小时，日机在市区投下大批炸弹和燃烧弹，重庆城区整日笼罩在烈火浓烟中，商店民宅大部焚毁……位于佛图关下的国民政府礼堂和在长江上的美舰“图图拉”号也被炸，英、美、苏驻华使馆均遭轰炸。
但“陪都”重庆在敌机大轰炸下仍巍然矗立！
第四部分 赢得世界的尊敬第12章 炸不垮的“陪都”（7）
重庆赢得世界的尊敬
大轰炸让后方民众凝聚力更强了，并形成不屈不挠、充满爱国主义的“陪都精神”。
许许多多文化人以笔当枪，歌颂重庆民众的同仇敌忾。郭沫若领导的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的美术家们，在1939年“五三”、“五四”敌机轰炸间隙，在闹市区都邮街一带断墙残壁上，画壁画、刷标语：“看，是谁杀死我们的父老兄弟姊妹！”“看，是谁炸毁了我们的国家！”“团结抗战，抗战到底！”
著名剧作家宋之的写道：“当埋葬我们的孩子们，我们的妈妈时，我们和他们，活的人和死的人，跳跃的心脏和停跳的心脏，只有一线相连──共同的仇恨！” 老舍、知辛、于鸣、陆诒、梦星、靳人、戈矛等文艺工作者，也纷纷发表文章，控诉日机轰炸给重庆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
著名实业家，重庆自来水公司总经理胡子昂在集会上发誓：“敌人企图以狂轰滥炸毁灭重庆，纯属梦想。在任何情况下，国防工业与生产工业之水电供应，绝不辍断一日！”重庆金融工商界名流汪雪松、温少鹤、康心如等也宣告：“所属银行钱庄，坚决留在市区，照常营业！”
1940年3月底，“宋氏三姐妹”结伴从香港飞赴重庆。三姐妹视察了防空设施、“伤兵之友”医院、儿童保育院、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以及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所属工厂，会见了中外各界人士，并前往重庆中央广播电台，经由NBC广播网向全美发表演讲。
国内各抗日党派、广大海外侨胞和国际友人，都把“宋氏三姐妹”的重庆之行看作中国团结抗战的象征。《新华日报》发表评论指出：“重庆的、以至全国的妇女界在孙夫人和蒋夫人的领导下，一定能够获得进一步的团结”。
1941年8月30日，蒋介石在黄山官邸“云岫楼”召开各战区司令、参谋长军事会议。日本海军战略轰炸机队指挥官远滕三郎少将从意大利驻华外交官处获得黄山蒋介石官邸的确切位置，亲自率机轰炸黄山。两名卫士被当场炸死，4人负伤。“参加会议者，踏着血迹躲进防空洞”……
1941年，日机空袭重庆81次，约3500架次，投弹近9000枚，毁房近6000栋，死伤数千人。这年12月30日，国民政府在市中区都邮街“大什字”广场修建 “精神堡垒”，顶端放置一口深蓝色大瓷缸，内贮燃油、棉条。每遇重大集会，即用酒精点燃，焰火熊熊，象征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
八年抗战中，日本对重庆的轰炸经历了两个阶段。1939年至1941年9月为第一阶段，目的是通过轰炸以“挫败蒋政权继续抗战的意志”。 但这个战略目的并未达到，大后方民众从未屈服，国民政府也从未屈服。1941年9月起，日美关系紧张，日本要全力发动太平洋战争，已无力继续对中国实施大规模空中攻击，对重庆轰炸便进入第二阶段。由于美国、苏联的援助增多，中国空军逐步取得了制空权。1942年日机空袭重庆2次，未投弹。1943年日机空袭重庆9次，计384架次，投弹151枚，死伤数十人……此后，日本对大后方的轰炸基本结束。
国民政府和大后方广大民众，为反空袭斗争作了不屈不挠的努力。四川反空袭斗争，成为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重庆在1937年8月23日就成立防空司令部。1939年“五三”、“五四”大轰炸，损失惨重，中外震惊。蒋介石命令紧急疏散人口，在5至7日3天内疏散市区人口25万。
5月5日那天，政府各机关的公、私汽车，甚至军委会委员长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专车，都用来疏散民众，贴上了“输送难民专车”的标志。各机关公务人员手执小旗伫立街头，照料难民下乡。开始有人畏怯不前，“经过解释后，大家都井然有序上车，疏散到乡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