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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堂先把这个组织命名为“川西北青年请缨杀敌队”，成云章沉吟说：“这名称太笼统，不如叫‘安县特征义勇壮丁队’！”
义勇壮丁们在安县快出发时，王建堂的老父亲王者成，由曲山镇邮寄了一面出征旗到县府。通常人们送亲人远征，无不祝愿平安。然而当这面旗帜展现在众人眼前时，令人大吃一惊又深深震撼：这竟是一面“死”字旗！
王者成这位偏僻的山镇乡民，用一块很宽的大白布制成大旗，正中写了大大的一个“死’字，右角题了下面两句很直白的勉词：
“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分上尽忠！”
又在左方用韵文体写了这样几句话：
“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分。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
王者成的强烈爱国之情催人泪下，又令所有目睹者热血沸腾！在民众欢送大会上，县长成云章激动地把“死”字旗当场转发给王建堂，全场掌声雷动！安县壮丁们在掌声和鞭炮声中走向从军之路………
乡民王者成送“死”字旗的消息，被新闻记者得知。1938年2月，成都《新新新闻》等报上，以“模范父亲”等标题，详细叙述了“义民王者成”送子出征的事迹。
1939年，王建堂在前线接到父亲家信：“四川军管区还给我家送了一道光荣匾。匾上正文是‘父义子忠’，上款是‘义民王者成送子出征光荣’，下款是‘四川省军管区司令赠’……送匾时军管区代表连同县府代表，约集曲山镇全街群众吹吹打打送到我家的！”
王者成在信中说：“我这当父亲的感到很光荣！”
“死”字旗不但激励了王建堂的杀敌激情，还鼓励了所有知道此事的四川壮丁们！
德阳县的“抗日志愿军”
四川德阳县八角井乡中心小学，虽地处偏僻，但学校救亡歌声每天不断：“向前走，不退后，生死已到最后关头！”放眼校内，“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墙头标语比比皆是。
1939年后，八角井处于日本飞机轰炸成都的航线上，每当敌机从头上飞过，民众恨得咬牙切齿。中心小学体育教师萧尤军，联络乡友黄家同、邹名生、张方述、胡仁堂、廖名均、廖名芝等37人，组成“德阳县八角井乡抗日志愿军”，联名上书县府请缨杀敌。37人中有教师1人、印刷工人1人、商家子弟3人、手工业者3人，其余皆为农民。
这年农历四月二十八，萧尤军等爱国青年打着旗帜，身着家乡父老赶制的灰色军装，背背“抗战到底”的竹斗笠，雄赳赳、气昂昂地开赴县城。沿途夹道欢送的人群不绝，鞭炮声、口号声和救亡歌声响彻云霄。在德阳县，县长龚万材亲自把盏向每位壮士敬酒，勉励大家到前方杀敌立功。龚县长和八角井乡联保主任萧仲衡亲自把队伍送出北门，欢送人群中不少人激动得哭了起来。农历六月初，“八角井乡抗日志愿军”到达河南邓县由汤恩伯十三军一一○师接收……在此后7年中，36名“志愿军”壮丁，有19人英勇牺牲在抗日战场上。1944年冬，八角井乡中心小学再次掀起抗日从军高潮，教师尹大富、陈孝元等人参加远征军，奔赴缅甸抗日前线。
父亲送三子参军
重庆《新华日报》刊登：新津县的爱国模范、 72 岁高龄的高尚奇，十分痛恨日本侵略者，他将 4 个儿子中的 3 个先后动员去参军抗日：长子高光祖、次子高光文在湖北前线，四子高光大15岁就考入装甲兵团，转战在湘桂各地战场。仅留老三高光田在家做小生意维持一家6口人的生活……
抗战中，四川热血青年踊跃从军的高潮从未间断过！
第五部分 抗战主要的物资支撑第16章 四川热血青年请缨杀敌（3）
“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
1943年冬，中国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
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成为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1942年春，日军以泰国为基地，入侵东南亚各国和中国滇西。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抗战失败……1942年，盟军积极援助中国开辟国际通道——中印公路，以便输入军援和物资，并准备第一期装备中国现代化陆军30个师及部分空军，以配合战略反攻。
开辟中印公路，必须先消灭缅北、滇西之敌。因此，时任东南亚盟军副总司令、中国战区参谋长的美国史迪威将军向蒋介石建议：“征调大量知识青年从军空运印度，接受美军训练和装备，尽快建立优于日军的新型部队，消灭入侵缅甸之敌！”
但当时兵源已近枯竭。当时《兵役法》规定：大专学生、公教人员都是免、缓役的对象，只能发动他们志愿从军。而社会大众也有“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传统心理。
1944年8月27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上，以“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为号召，鼓动青年从军。10月14日，他又下达紧急手令：“3月内发动10万知识青年从军，必须如期如数完成！”
而下面的兵役单位，军、师管区的负责人，对这个艰巨任务如坐针毡。据曾任兵役机关骨干幕僚和团管区司令数年的万金裕先生回忆：四川的一些师管区司令都无计可施，只有听候撤职议惩的打算……
四川省政府主席兼军管区司令张群奉蒋介石“手令”后，与军管区参谋长徐思平反复研商。徐思平说：“只有先向某一高等院校打开缺口，再图扩张战果！”
张群说：“那就只好麻烦你快到各师管区基层出巡，深入动员！”
徐思平1942年11月11日由成都出发去绵阳，12日召集该县士绅、机关、法团等，向中学以上学生作《征集十万青年驻印军出国受训，提高国军素质》的讲演。他讲得有声有色，闻者动容，当晚就有绵阳中学学生邱永森等15人志愿服役。
徐思平14日到三台县，他对潼蓬师管区代司令李华骏说：“我要向东北大学学生作一次动员从军的报告，先试试！”东北大学军事教官王建云回校后宣布此事。但各系学生议论纷纷：“东大是国立大学，不属地方政府管辖，徐思平是四川省军管区参谋长，属地方军官，不欢迎他来作报告！”
李华骏对学生说：“徐先生就是学者从军，任过大学教师、高中校长，到日本学过军事，又到过欧洲诸国考察。连东大有些讲师、教授都是他的学生。建议东大先邀请徐先生作一次学术讲演，如讲得好，可再请他作一次专题讲演。”
学生代表说：“题目要我们指定，就请他讲《人生观》吧！”
次日晨，徐思平出席东北大学“国父纪念周”讲演，讲题是：《学生对于民族存亡应有之认识与责任》。他详述亡国将是民族消灭的惨祸，并列举历代名人和当代世界各国领袖人物，多是文武兼备的人才，从军是无比光荣的事业……他激奋地说：“贵校是张汉卿（张学良）先生创办，自东北沦陷，贵校搬迁北平、再迁西安，最后迁四川三台，川中同胞殷勤相待。诸君在抗战烽火中，仍能读书不辍，未感‘黄鸟之叶’（注：《诗经小雅》“黄鸟”篇，诗意是排斥异乡之人）……贵校当前时代的任务，就是在战时必须支持抗战、收复东北；战后，必须建设东北。否则，东北大学将失其存在意义啊！”
徐思平这次演说，极大激发了东北大学和三台县学生志愿从军热情，从而掀起四川及全国知识青年踊跃从军高潮。这篇演说词也成为抗战史上一篇重要文献，全文曾由军政部印发各省军、师管区及各县、市，列为必读之文件。
当晚7时，徐思平又到校作《我的人生观》一题的专题讲演，内容更精彩动人。听讲的还有国立第18中学、省立潼川中学、三台县中师生和各机关、法团各界人士，共约2800余人，连东大卧床休息的病员也闻讯赶来旁听。伫立窗外听讲之人太多，途为之塞。
当晚虽大雨滂沱，听众仍坚持到10时以后，会场气氛十分热烈。当场报名从军者竟达304人，女生林霖等30余人也申请从军。因《兵役法》规定女子无兵役义务，徐思平婉谢。女生们气得当场痛哭，质问：“爱国不分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