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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主任的考证算是一家之言。他作向导，领我们去芙蓉寨看看“独立房子”所在地。作为“独立房子”的木林庵，早已毁了，但那个山还在。姚给我们指了方向位置。
通道的同志很关心对通道会议会址的说法。从通道考察刚回到北京，就收到对会址的另一说法的考证材料。这个材料上还盖有通道侗族自治县牙屯堡镇外寨村委员会的公章。它根据伍修权的回忆录，首先否定了在县溪恭城书院召开说；又以属地的行政管辖之变迁，指出：在1934年，芙蓉寨属绥宁县，不归通道。若在芙蓉召开，就应称绥宁会议转兵，但从无此说。因此，也否定了姚奉彪的芙蓉寨木林庵会址说。该材料还根据邓颖超回忆的“通道转兵是在农村某一家农民的厢房里举行的，当时这家农民正在举行婚礼”等回忆，再根据当地老人杨再隆生前讲的情况，说在1934年12月11日（农历十一月初五）这一天，外寨村的村民确实有结婚办喜酒之事，认为印证了邓颖超等的回忆，因而提出通道会议是在牙屯堡外寨村召开的。这个材料，实际上也是将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根据别人提供的，说是邓颖超讲的会议在城外附近农村某处一家农民的厢房里举行的说法具体化了。这一说法值得认真研究。
通道人论通道会议
通道会议是目前研究长征史起步较晚的一个课题。由于参加会议的人极少，时间又短，连当时有的重要负责人都不甚清楚，因此，有的党史书根本没有提及，不少书寥寥数行带过，语焉不详。但是，凡写到通道会议的著述和表现它的文艺作品，都是一致予以肯定的。目前的不同看法主要在于，评价到怎样的高度才合适。
我请姚主任谈看法。他说：通道会议虽然是一次短促的临时性紧急会议，但其历史意义却重大而深远。首先，它在危亡关头，挽救了中国红军，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革命。如果没有通道会议，中央红军不在通道转兵，而是按原定计划走，那么，中央红军所剩的3万余人将全军覆没。其次，通道会议打开了毛泽东重新崛起的道路。自宁都会议后，毛泽东很少参加中央核心会议。这次会议不仅接纳他参加，而且赞同他的主张，第一次否定了李德要中央红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主张。这为随后的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中央的核心领导地位奠定了基础。他认为，毛泽东核心领导地位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这个过程的开始在通道会议，完成在遵义会议。毛泽东是从通道会议开始重新影响中央的最高决策，到遵义会议最终成为党的核心决策者的。因此，他的结论是，通道会议是中国革命史上一座永放光芒的历史丰碑。
这个看法是否说得满了一些，可以研究。但是，作为一个基层党史办主任，并非专门从事研究，还要干其他许多具体事务，可以说，这个小单位的大大小小、里里外外的事都得管。他能在管行政事务的同时，还对这个课题作考察、搞研究、编写书，这就很难为他这样的同志了。因此即使有的说法不那么周全，表达得不那么准确，也不那么要紧。可贵的是他的这种精神，他研究问题的基本思路。我很欣赏并赞同他的这个看法：毛泽东核心领导地位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通道会议为随后的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中央的核心领导地位奠定了基础。我觉得这是最基本的，其他一些用语不过是一种形容词，可能把握得不那么恰当。他不是专业研究人员，不必用专业研究人员的眼光去苛求。
应当怎样评价通道会议
当然，基层的党史工作者也有一个如何提高研究能力和总体把握水平的问题。姚主任的考察和研究，使我对通道会议的认识很受启发。以我们这位基层党史办主任的研究成果为基础，我想从方法论角度来谈谈科学地评价通道会议的历史地位。
（一）要把理论的逻辑推论同历史的具体时空情况结合起来。说通道会议“在危亡关头，挽救了中国红军，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革命。如果没有通道会议，中央红军不在通道转兵，而是按原定计划走，那么，中央红军所剩的3万余人将全军覆没”，抽象地看，从逻辑上讲，能得出这个结论。的确，“如果没有通道会议，中央红军不在通道转兵，而是按原定计划走，那么，中央红军所剩的3万余人将全军覆没”。因而，可以说，通道会议“在危亡关头，挽救了中国红军，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革命”。但是，这个立论要有这样一个前提，即通道会议完全解决了党内高层的激烈路线之争，直接为遵义会议的召开扫清障碍。而短促紧急的通道会议，没有完全解决要不要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争论。由于湘江之战的惨重损失，博古、李德精神不振，情绪波动大，指挥红军的主要任务已落到周恩来肩上，通道会议由周恩来负责召集，不是领导核心的毛泽东应邀到会，陈述了反对北上湘西的意见。会议的实际情况是：与会的张闻天、王稼祥在长征过程中就已被毛泽东说服，完全赞同毛的意见。周恩来通过湘江战役的反思也明确表示支持毛。博古虽不再坚持，但也没放弃最终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既定战略方针。只有李德还顽固坚持立即北上湘西，反对进军贵州。会议为了争取最大多数，特别是要让博古点头，这很重要，因为他毕竟还是党的主要负责人，他不同意，很难“转兵”贵州。因此，只明确了立即西进黔东而不是立即北上湘西。这就是为什么12日19时30分发出“万万火急”电令，命令先头部队攻占黎平，打开入黔通道，而随后的两个电令还重申北上方针的原因。（12月13日，中革军委电令中央红军“迅速脱离桂敌，西入贵州，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14日，中革军委指示红二、六军团说：中央红军“现已西入黔境，在继续西进中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1｝也就是说，通道会议只是在进军路线上作了改变，即不在湖南境内立即北上，而是西进贵州后再相机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通道会议只解决了当时“万万火急”要立即解决的进军路线，并未解决战略方针的分歧；“转兵”，只是遵义会议所发生的伟大历史转折的最初一步，而不是完全实现历史转折。因而在历史评价上，还不能简单地将评价遵义会议的用语，移来完全用在评价通道会议上。
（二）要把历史前进的最终结果同历史发展的渐进过程的分析结合起来。姚奉彪将毛泽东核心领导地位的形成看作是一个历史过程，是一个符合历史实际的科学认识。讲过程论，是辩证法。研究党史，就是要提倡讲过程论，高扬唯物辩证法，反对这样那样的形而上学，反对将复杂的历史过程按照自己的主观想法或权力意志简单化、直线化。姚主任对通道会议的考察和研究，是朝这个方向努力的，因而能有上述认识。我希望姚主任能把“过程论”作为研究方法贯穿始终，而不停留于作出一些论断。就通道会议言，它的成就并没有达到那段历史前进的最终结果，而只走了推动那段历史前进的第一步。“万事开头难”。我们既要充分肯定这“第一步”的历史作用，又要看到它毕竟是“第一步”。从那段历史的第一步前进到那段历史的最终结果，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即是经过一次又一次的会议而逐步实现的。当初，走这段历史过程，并不像我们现在看得这么清楚。开通道会议，实现“转兵”路线进军贵州时，并没有想到会出现遵义会议那样的结果。当时不可能有这样的预见。由于通道会议只解决了急需解决的进军方向，并没有解决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战略方针，因而就有黎平会议。黎平会议和随后的猴场会议、遵义会议、“鸡鸣三省”会议、扎西会议和苟坝会议等，都是中央政治局会议或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规格很高，解决的问题是递进深入，由战术到战略，由军事到组织，最后才实现毛泽东成为党的核心实际决策者的局面。因此，对通道会议的历史意义，就应放在历史发展的渐进过程之中来评价。既要瞻前——它开始改变红军长征以来被动挨打，走向机动灵活的新局面，又要顾后——它只是战术“转兵”，并非战略“转兵”。也就是说，既要看到取得的成就，还要看到未解决的问题。将通道会议放在这样的历史过程之中来认识，对它的评价就会更加符合历史实际。
（三）要把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