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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同的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耿副主任告诉我，瓮安还是一个革命老区县，在党史上有不小的影响。一是红军三次经过这里（第一次是1934年10月上旬，任弼时、萧克率领的红六军团进入瓮安，到达猴场后，向东北进发，往黔东与红二军团会合；第二次就是1934年底的中央红军到达这里；第三次是1936年1月红二、六军团从湘西突围长征到达这里，攻占县城，过了春节）。二是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了猴场会议。三是由这里突破乌江，进军遵义，形成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四是突破乌江后，在江北岸20多里处的桐梓坡，建立起了红军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农民革命政权及武装，游击队多达数千人。在长征期间，红军三过瓮安，发生三件大事，历时一年零三个月。这在贵州乃至全国是不多的。
许多事就是这样，不说不知道，一说真不少。别看我们这些人被称为“党史专家”，但党史盲点也不少。学无涯，走无涯，到处汲取营养来丰富自己，只有这样才不愧此生。
阳历新年的猴场会议
从瓮安县城到猴场，一个来小时。耿主任说他是“老三届”，“文革”期间插队就在现叫珠藏的猪场，从贵阳去猪场必经猴场，这段路太熟了。不凑巧的是，今天不是赶场日，未能见到万人赶场的盛况。
猴场会议的会址不在猴场镇上，而在距离猴场西两里多处的下司宋家湾。因此，耿主任说，他也未去过。可惜，这个会址现在不存在了。前些年，县里决定修复猴场会议的会址，他们这些老知青都专程赶回来捐款。这次只能去看遗址。
我很想先去看毛泽东的住地。但陪同的瓮安县委党史办的老主任说，也没保存。他介绍了毛泽东住地的情况。当时叫傅家祠堂，是一组晚清建筑，由前厅、两厢和后厅构成一组别具一格的四合院。正厅屋顶两侧翘起高高的封火墙，是他在中央苏区住过的十足的江西风格。庭院幽雅别致，左角有一株树冠很美的紫荆树；另一侧栽有腊梅，正含苞待放。毛泽东住此很高兴，说好地方，在江西也没有住过这么讲究的庭院。
我们直接来到宋家湾。当年开会的会址，是一家姓宋的宅院，目前是一块菜地。据说，当年也是一座罕见的风格独特的建筑。它有高大的空斗，浅灰色的砖墙，将正厅和两厢围得严严实实。远远看去，如同欧洲中世纪的古城堡，但它坐落在树林间，近看像是封建皇室的玉玺金印。老百姓将这所房子叫“一颗印”。当年李德来到这“一颗印”式建筑前，连声说：太好了，太美了，多住几天吧！
现在，在“一颗印”的宅基地上立有一块石碑，刻有1935年1月猴场会议遗址的说明。为了不虚此行，我们靠着小碑留了影。在遗址右侧100米处，有一片比较开阔的坡地。两年前，县委县政府征了2000平方米，按会址原样动工修复，已将四合院的房梁构架和屋瓦盖起来了。因资金短缺，停了一段时间。去年，县、州政府多方努力，向省计委争取到一笔专项资金，决定继续修复，计划年内竣工。这次来，碰巧赶上举行复工仪式，我们跟着参加了，勉励建设者们发扬当年红军长征精神，克服各种困难，将新会址建成优质工程。
瓮安县委党史办的老主任，介绍了猴场会议资料征集情况。他说，他们做了些史料征集工作，但很不完全。目前关于猴场会议的原始文献，主要是中央档案馆所编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的那几件。专题研究较少，回忆录中提到的还不少。写长征的书一般都要讲到。现在有的问题清楚了，还有的问题没搞清楚。我问了一些情况，经过交流后，回来又查了一些材料，我以为，猴场会议的基本情况是清楚的，对其历史作用的评价也比较一致。
（一）猴场会议再次否定了博古、李德的错误主张。黎平会议结束后，李德仍顽固地坚持过去的错误方针，博古的思想发生了反复。1934年阳历除夕这天下午，军委纵队到达猴场。部队正忙着准备在这里过了新年后抢渡乌江，挺进黔北，贯彻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战略方针。这时，博古、李德提出不要过乌江去，可以在乌江南岸建立一个临时根据地，再徐图东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这个主张提出后，立刻遭到许多中央领导和军团领导同志的反对。于是，在刚刚到达猴场的除夕这天晚上，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是否执行黎平会议决议问题。当时尽管在长征途中，领导方面仍想办法让广大指战员以连为单位在驻地举行迎新晚会，欢欢喜喜过个年。
中央政治局会议一直开到第二天凌晨，可谓通宵达旦。会议仍由周恩来主持。出席会议的除黎平会议的全体同志外，上次没参加会议的陈云和李德，也到了会。会上，毛主席再次发言，继续驳斥了博古、李德的错误主张，重申红军应在川黔边地区先以黔北遵义为中心，建立新的根据地。多数同志再次表示赞同这个意见，并且提出红军应立即抢渡乌江，攻占遵义。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指出：中央红军应当“立刻准备在川黔边广大地区内转入反攻，主要的是和蒋介石主力部队（如薛岳的第二兵团或其他部队）作战，首先消灭他的一部，来彻底粉碎第五次‘围剿’，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这个决定，既重申了黎平会议决议，又表明中央开始有了由被动转入主动的精神状态。“转入反攻”，这是从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所期望的，直到否定了博古、李德的错误方针才能实现。“通道转兵”以来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猴场会议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
（二）猴场会议限制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关于战略方针的争论，在湘江战役之后，愈益激烈。在三个星期之内，中央连续召开三次会议进行讨论、作出决定，就是这种激烈程度的充分证明。博古、李德的主张虽只代表少数，但他们的权力和地位在那里，这不能不影响否定他们错误方针的正确决议的贯彻执行。因此，猴场会议首次作出了对他们限权的决定，指出：“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
猴场会议强调这一点，是因为自博古、李德到中央苏区掌握实权后，党内生活一直不正常。像中央红军突围进行战略转移这样重大的决策，都没有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过。绝大多数领导同志事先都未与闻，只是到要出发了时才被告之。政治局多数人对此极度不满，甚至感到愤怒。为了使这样的事情不再发生，在博古、李德开始失势之际，作出这样的决定是适时的。它使政治上正确决定的实施，获得了组织上的保证。
（三）猴场会议作出的强渡乌江及其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使挺进黔北、攻占遵义的正确方针有了实际保障。博古、李德错误主张的底线，就是不过乌江。只要不过乌江，他们的错误主张就可能有机会死灰复燃。过了乌江，要实现其错误主张就几乎不可能了。因为乌江乃天险，过去了就不那么容易再过来。所以，这一决策可以说，完全绝了博古、李德错误主张的后路。这也是为什么到了乌江边上他们还要继续提出错误主张的一个缘由。这为以即将召开的遵义会议为标志，实现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作了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准备。
猴场会议从1934年除夕之夜开到1935年元旦凌晨，实际时间虽然只有一天，但按历法计算，却跨了两年。这样，一天跨两年的重要会议，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这是仅有的一次。
猴场会议史料还不清楚的，主要是这两个具体问题：一是凯丰参加没有？他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参加了遵义会议。但目前史书讲猴场会议和黎平会议的出席人员，都没提到他，不知何故。二是重要干部的调整是黎平会议之后，还是猴场会议之后？这里主要涉及两位重要领导，一是搞政治的，一是搞军事的。前者为邓小平，后者为刘伯承。有的书上说，刘、邓是在黎平会议整编后分别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和总参谋长的；有的书上则说是在猴场会议之后。目前都没有原始文献根据，有待以后解决。
反攻第一仗：强渡乌江
在黎平会议确定建立川黔边新的根据地之后，渡过乌江就已成为红军的进军方向。在先头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