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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到抱胯岩顶，看到2001年纪念建党80周年时修建的纪念碑。“鸡鸣三省”四个字是萧克将军题写的。抱胯岩下是交汇的赤水与渭河，四周峰峦环绕，岩顶向河间外倾，超过了90度，极险极峻。站在岩顶比在四川那边看的位置高，因而三省的切割状态更清楚。中央纵队到这边来，以及从这里去扎西比在石厢子更加难以思议。3月在遵义开会，见到遵义市委傅书记，谈起“鸡鸣三省”会议。他向我们讲起了一个真实的故事。他说：
——我当时是毕节地委书记，林口的那个纪念碑就是我去立的。立碑揭幕仪式在下午两点多钟。当时这边的鸡叫了，接着，四川、云南两边的鸡也叫起来。我们在现场真正体验了一次“鸡鸣三省”。这太难得了。当然，这不是说，“鸡鸣三省”会议就是在我们立碑的迎丰村开的。我知道，“鸡鸣三省”会议是党史上正在研究而没作结论的一个难题，因此怎么写碑名是有考虑的。我们请萧克同志只写了“鸡鸣三省”四个字，并未写“‘鸡鸣三省’会议”六个字。尽管我们有倾向，但要实事求是，尊重历史。这要由你们专家去考证。
以上对“鸡鸣三省”的川黔两说作了现场考察。云南的花房子虽然没去成，但“花房子”说的材料看了一些。赞同“花房子”说的同志比较多。论证比较充分的，当数1985年10月中共昭通地委党史办等单位发表的联合调查报告。该报告称：当年红军通讯党校校长兼政委曾三回忆，“记得我们刚进入云南不久住了一晚上，中央在那里开会，说是那个地方叫‘鸡鸣三省’，说鸡在一个什么地方的山上叫，三个省都能听到”。还有当年军委一局作战科参谋吕黎平回忆：“‘鸡鸣三省’那个庄子，在我的记忆中它的地点不是在贵州、四川地界，而是已进入云南的管辖范围，也即是说扎西水田寨。”这是由两位亲历者提供的材料，不能不有较大影响。再就是张闻天研究专家程中原和云南昭通党史征研室翟昭明在他们的考辨文章中提出的项英来电问题，成为一个新的佐证。程文（《扎西会议考辨》）和翟文（《“鸡鸣三省”洛甫博古接交权时间地点考》）说：项英连来两电，2月4日是以项英名义，2月5日又以中央分局名义。中央要回电，成为提出“博洛交接”问题的一个直接动因。又说，吕黎平当时是随周恩来和朱德“走在一块，住在一起的”。这就增加了其回忆材料的分量。赞同此说者，在目前不仅居多数，而且占主导地位。
争论与研究，纪念与开发
以上我尽量做到客观介绍“鸡鸣三省”会议的川、黔、滇三说。毫无疑问，三方面都作了很大努力，走访了不少老同志，研究了许多文献材料。有的根据也很有影响力，比如曾三和吕黎平两人的回忆材料。但在我这个局外人看来，三方面的论证还需要进一步充实。目前的材料都有不足，有的不足更明显，有的则不那么明显。
其一，史据还不够很充分。“川、黔、滇三说”都拿不出原始的档案文献根据或与会者的明确说法。目前最权威的还是周恩来的那个“叫‘鸡鸣三省’的庄子”的不确定表述。凡所引述的领导人的直接回忆，包括陈云、杨尚昆等人的说法，没有一个指明就是某个村庄。这么多研究著述都是用的第二手间接资料，或根据相关档案、某些原始日记作的分析与推论。简言之，分析多于原始史据。不是说不可以作这样的分析与推论，否则就没法写文章了，而是说仅凭这些材料就像有的著述明确讲的“鸡鸣三省”会址只在这里，不在别处，恐怕难以令人完全信服。目前的结论或多或少有“先天不足”的缺陷。尽管川、黔、滇三说的有的同志都向我作了论证，但我至今认为还缺乏这样服人的论据。
其二，论理还不那么全面。“川、黔、滇三说”的有的文章的一个显著特点，“扬长避短”，对论证有利的一面讲的相当充足，对其不那么有利的一面或回避不谈、或语焉不详。
先看四川的“石厢子说”。对此说有利的，一是有电报说明中央纵队在那里住过两三天，离开那里是在5日上午，开会讨论这样重大的问题有比较充足的时间。二是那里确实是个庄子，中央领导人及其服务机关能住得下。对此说不利的是，项英4日电是在这里收到的，项英5日电的具体时间不明。如果是在离开石厢子之后收到，认为中央回电是提出“博洛交接”的一个动因，那么在石厢子这里开会讨论“博洛交接”，理由就不那么充足了。
关于贵州“林口迎丰说”。它能够成为一说，最重要的根据，是邓颖超1979年对毕节代表讲的那段话。但是不利方面较多。一是邓大姐的那个话是别人转述的，也无文字根据；二是没有任何一个当时的电报说中央纵队到过林口一带，红军的其他部队到此不能说明这个问题；三是不仅没见中央纵队来此的记载，也没见其他任何有影响的回忆。
相对而言，云南的“花房子说”，理由要充分一些。对其最有利的，是当年中央纵队的曾三、吕黎平两人的回忆，讲得很明确，尽管他们两人没有与会，但其特殊身份在那里。再就是项英5日电的具体时间，如果是在离开石厢子之后收到，那么中央的5日回电就很有可能是高坎或花房子。对其不利的也不是没有。至少有两点：一是中央领导人到达花房子的时间不清楚，既有可能是在伍云甫日记中写的23∶30前到达，也不能排除在此后到达的可能性。如果是此后到达，就不是5日而是6日开会了。即使在此前到达，在花房子讨论这样重大的问题，不能不说，时间确实仓促一些。二是何以断定项英5日电的时间只能是离开石厢子之后，而不会在5日凌晨或离开石厢子之前收到？目前的论证都是将此电设想在离开石厢子之后收到来理论的，这样在花房子或高坎开会讨论“交权”问题就顺理成章了。但是，如果对收到和讨论项英5日电的时间作提前设定来分析，那就是另外一个结论了。如何完全排除这一点，目前还没有见到这方面的论证。
通过实地考察，走了一些地方之后，初步有这么一个想法，与关心此问题的同志研讨。首先是通过查找原始的档案文献或其他第一手可靠资料，将这个问题努力搞清楚，为解决此党史疑团作出贡献。我上面提出的问题也许有点吹毛求疵了，特别是对坚持云南的花房子说的同志，可能过于苛求了。但持此说的专家们再作进一步研究，也许对我提出的那两点能够作出合理解释。如果这样，此说就能完全成立了。我祝愿能有这一天。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如果解决不了怎么办？长期争执不休也不是最佳办法。当然，作为一个党史问题去争鸣，也不是不可以。问题在于，如果没有新材料，就那么些东西变着法去说，不能推进问题的解决，就没什么意思。因此，我以为，可以仿“襄阳南阳故事”。
这还是1998年1月去南阳讲学，参观卧龙岗时看到前清湖北襄阳籍人顾嘉蘅在河南南阳任知府写的一副对联产生的想法。熟悉东汉三国历史的人都知道，诸葛亮自称“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这个“南阳”今在何处？目前河南人与湖北人仍争论不休。由于历史地理名称和行政区划的变化，一说当初的南阳是今湖北襄阳，一说当初的南阳就是现在的河南南阳。后人为了纪念他的功德，诸多地方都修了纪念建筑。河南南阳、湖北襄阳尤甚，因为都将他认作本地名人。此后，两地就开始了长达数百年的笔墨争论。到了清代，我们湖北籍的襄阳人顾嘉蘅，走马河南上任南阳知府。这个争论等于给他出了一道难题。他依附哪一说也不是，于是作对联曰：“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这副对联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无论从思想境界还是文字功夫来说，均堪一流。当然，这副好对联不能平息这一公案。
对于“鸡鸣三省”会址的“川、黔、滇三说”之争，能辨清楚最好。辨不清楚，能否如顾嘉蘅的对联那样去对待。“襄阳南阳故事”的名人效应，合则双赢。“鸡鸣三省”会址之争，也可以如此。目前的三地，都属“鸡鸣三省”的广义范围，三地乐于纪念，总比只一家纪念的社会效益好。无论是搞教育基地，还是绿色旅游，都可以合作研讨、共同开发。比如，那座“鸡鸣三省”大桥，三省不合作，怎么建得了？如果说，“鸡鸣三省”会址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