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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合作研讨、共同开发。比如，那座“鸡鸣三省”大桥，三省不合作，怎么建得了？如果说，“鸡鸣三省”会址只在我省，与你们不相干，人家有积极性吗！？按照小平同志的思路，对这样有争议的问题，都可以将“主权”问题暂时搁置，先共同开发再说。如果你还要“各自表述”也不是不可以，但也有一个前提，要承认人家也在“鸡鸣三省”大范围之内。否则，这一争论也将是无休止的。
红军四渡赤水河之一渡渡口——土城
在四川叙永石厢子村访问当年给红军做挑夫的93岁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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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鸣三省的岔河地区
｛1｝ 周恩来：《在延安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43年11月27日），《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4页。
｛1｝罗开富是倾向于“石厢子说”的。他考察后写道：我从一些史料上看到，1935年2月4日，留在中央根据地的项英致电中央，批评中央：自出动以来无指示，无回电，也不对全国部署总方针。2月5日，项英又来电要求“立复”。为此，张闻天立即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进行了讨论，并于当天复电项英。这说明“5日当天张闻天就代表中央复电给项英了，他应该已是党的总负责人了。而2月4日，中央领导和军委纵队驻在四川石厢子，5日由这里出发经石里等地，傍晚才进入云南扎西水田寨。如此看来，博古交权应在四川石厢子，而不是在水田寨。”参见《红军长征追踪》（上卷），第226页。
｛1｝罗开富在1984年徒步走长征路也到此作过考察。他说：红军长征时，岔河口住有三户人家，分属三个省，隔河相望，相距都在70米左右。这三户是云南的罗家、贵州的张家和四川的赵家。云南和贵州的两家早都搬走了，现在赵家仍在原址。赵家的户主名叫赵再恒，今年66岁，红军过岔河口时16岁。1934年2月3日下午，来了100多红军，都没有马匹，也没有背短枪的，都背着长枪，由他父亲帮助摆渡到贵州张家那个村庄去的。以后好多天再没有见到红军，红军也没有在赵家停留。参见《红军长征追踪》（上卷），第221—222页。这也说明周恩来讲的“鸡鸣三省”那个庄子，不可能是岔河。
｛1｝《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5页。
扎西会议及其学术讨论会
中央红军在1935年2月5日上午离开石厢子后就向云南扎西方向前进。当年红军到达扎西时，先要通过绝壁险道两合岩。这个地方，我在2000年底去过，确如陈云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所描述的：“经川黔边沿赤水河上游西走，经过许多小路，为赤军西行以来湘黔两省从未经过之小路，尤以两合隘（岩）为最险要。由两合隘进威信县为三十里，两边削壁中有水沟，一边山崖上凿一人行道而通过，只要道路破坏五尺，军队即无法通过。”红军历尽无数困难，于旧历正月初三到达云南威信县。次日夜间下起了数十年未见的大雪，后来传为红军带来瑞雪、扎西必有喜事的佳话。
红军在向扎西集结的行军途中，中央领导人召开了一系列会议。除前面提到的对会址仍有争议的“鸡鸣三省”会议外，6日至8日在大河滩、9日在扎西镇还连续召开会议。这几次会议，除少数学者认为应称之为威信系列会议外，大多数学者都赞同俗称的“扎西会议”。
由于扎西会议是在遵义会议后中央领导参加人数较多、讨论议题比较重要、对党和红军的发展影响比较深远的一次会议，因此，也是党史界学术研讨相对多些的一次会议。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之际，1996年10月9日至12日在扎西召开了有来自北京、昆明和昭通地区的专家学者参加的“云南省红军长征过扎西理论学术讨论会”。这次会议集中检阅了扎西会议的研究成果，将对扎西会议在党的历史上的作用的认识提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我没有参加这次学术讨论会，但在2003年4月到云南考察中央红军和红二、六军团走过的一些长征路的过程中，了解到这次学术讨论会的一些情况，翻阅了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以及其他部门编著的一些书籍，弥补了2000年前考察扎西会议的若干不足。
1996年10月的扎西会议学术讨论会，详细研讨了1935年2月上旬在向扎西进军途中召开的一系列中央会议的内容，高度评价了扎西会议的历史地位。即：
——实现了中共中央负总责的人事交接。与会同志普遍赞同“鸡鸣三省”会议的花房子说。按照这一观点，张闻天代替博古担任中央最高领导职务，是在扎西会议决定的。尽管“鸡鸣三省”会议的地点还需继续考证，但持此说的同志要作这样的表述，在我看来，也不必反对。
——重新开始实施中央对全党工作的领导。张闻天主持中央工作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讨论项英急电讲的中央苏区问题，向中央分局发出了“万万火急”电，指示项英应毫不动摇地坚持游击战争，立即改变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成立中革军委中区分局加强领导。随后，又向湘鄂川黔省委、红二、六军团、红四方面军等地的领导发出指示电，对当时急需解决的军事路线、组织领导和白区工作等重大问题作了部署。从而，扭转了一个时期中央领导的被动局面。
——总结了土城作战失利原因。毛泽东讲了三条教训：一是敌情没有摸准，原来以为是四个团，实际是六个团，而且还有后续部队；二是轻敌，对川军主力的战斗力估计太低了；三是分散了兵力，不该让一军团北上攻打赤水县城。今后力戒之。
——根据敌情变化，确定了中央红军新的战略行动方针。一渡赤水后，一面作渡金沙江的侦察，一面准备在川滇边机动。2月7日至11日，中央和军委鉴于川滇追敌有向红军形成夹击之势，渡河计划难于实现；而黔北敌军兵力空虚，决定回师东进，在川滇黔边先作发展。这一新的战略行动方针，体现了新的中央领导的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
——为便于机动连续作战，对中央红军各军团实行整编。除保留干部团外，全军缩编为16个团，分属第一、三、五、九军团指挥。同时扩红3000多，充实了红军作战力量。
——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简称“遵义会议决议”）。这是在遵义会议上指定张闻天起草的，于2月8日在威信大河滩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这个决议第一次以中央文件形式，系统总结和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军事路线，批判了以李德、博古为代表的机会主义军事路线。为下发部队传达宣传，政治局还拟定了“决议大纲”。2月10日，政治局召开营、科以上干部会议进行传达。随后，中央领导人分别向中央红军各部传达，并将“决议大纲”电告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的中央分局和红二、六军团及红四方面军，令其传达贯彻。
——决定成立中共川南特委，组建红军川南游击队。根据缩编命令，中央选派两个多连的干部与叙永特区汇合，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队，在川滇黔边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创建红色根据地。这支游击队后来又有发展，牵制了川军对中央红军的追击，策应了主力红军北上。
扎西会议的上述决策和部署，表明遵义会议开始的新的中央领导，不仅在军事上使中国革命开始由被动转为主动，而且对党的各项工作加强了全面指导。
白沙会议决定二渡赤水
扎西会议后，中央红军迅速转兵东进。2月15日，军委纵队进抵四川古蔺白沙。
古蔺，古为西南夷地，多彝、苗族聚居。唐代置蔺州；清初“改土归流”，移汉民入蔺垦殖；清光绪年间（1908年）置县，始称古蔺。白沙位于县境南端，距离县城百里，赤水河北，是赤水沿岸较大的一个平坝，也是古蔺县内较早的场市之一。这里山川相依，周围群峰耸峙，含青滴翠。毛泽东和军委领导在这里住了两夜。中央政治局和军委在白沙鱼塘湾崔家祠堂举行会议，决定在太平渡、二龙滩等渡口二渡赤水河。
中央红军为摆脱敌军的夹击，在川滇黔边来回翻山越岭，东突西奔，穿插行军，这样的战略战术是过去的军事领导不曾用过的，也是许多干部战士未曾见过的。一些人不理解，对中央放弃北渡长江的战略方针产生疑虑。为了使全军指战员明确新的作战行动的目的和任务，增强战斗信心，需要开展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