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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以后，斯铎曼的见解，社会上一般人大概也跟上了。但这十年中，斯铎曼自己也不断在进步。所以十年以后，他的见解仍旧比一般人超出十年。就我个人来说，我感到我不断在进步。以前我每个剧本里的主张，如今都渐渐变成一般人的主张。但等他们跟到那一境界的时候，我早就不在那儿了，我又更进一步了。我希望我总是朝前走了。
对我个人说来，我知道我“生公说法”中的许多“法”，不成材的党外其实是跟不上的，不但跟不上，甚至还是误会、反对的，但我绝不怕他们误会、反对就不说。——李敖之所以为李敖也，也就在此。
真正伤害党外的，不是党外不去为“善”，而是党外不去为“至善”。党外只以为他们做的是“善”就够了、就是“善良高贵的行为”了，其实这是不够的，“止于至善”才是我们的“观念和规格”。例如最近我批评到的林义雄问题、“蓬莱岛案”问题，大家误会、反对我，误会反对的理由都是“止于善”而不是“止于至善”。因为只是“止于善”，所以邱垂贞说：“对于眼前这位心灵创伤累累的受伤者（林义雄），大家又何忍在短时间内要求他走上某条道路——坎坷又荆棘丛生的道路？”高俊明牧师说：“他（林义雄）的心中，也深深的在思考如何来疼同胞，使我们的社会更和谐。这是负责任的表现。因此，我觉得别人因他暂时的沉默而批判他，实有点遗憾！”（均见三月九日《台湾展望》第八期）……对这些立论，我认为他们只是站在“止于善”上立论，而没站在“止于至善”上立论。因为只是“止于善”，所以他们“不忍心”让林义雄复出、所以他们“不忍心”让林义雄发言。但奇怪的是，这些好心人士却忍心看林义雄做自失立场的事（从拜访李登辉到方素敏于“立法院”放水等等），而不加以大义相责。结果呢，我们看到的只是一片“细人之爱”而不是“君子之爱”、只是一片“好心肠”的“妇人之仁”而不是“硬下心肠”的“大丈夫之仁”。于是，滑稽的是，口口声声爱护林义雄的人，其实就是使林义雄在打倒〔过去的〕林义雄的人！只是他们和林义雄本人不知道或不忍知道罢了！
“蓬莱岛案”也是如此。当被告家属们赞美她们的丈夫不上诉的“崇高意义”之时，她们的所谓“独立上诉”，其实正使她们的丈夫在“崇高意义”上滑落。口口声声爱护丈夫的人，其实就是使丈夫在打倒丈夫的人！
邓维桢显然是以“大义”来期许谢长廷的，因为他认为谢长廷过分“补救”陈水扁，而忽略了“舍弃朋友的利益”、忽略了“选择人民的利益”，以谢长廷那么优秀的聪明人，实在应该看出这种分际来的。可是谢长廷却为了“小义”而忽略了“大义”，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混淆“小义”与“大义”，是党外普遍的错误。这种错误，有赖于卓越的领袖人物谢长廷更上层楼、更上层楼，带头来矫正。我相信，谢长廷的带头，必然会提升党外的“大义”。谢长廷就此开始吧！（一九八五年三月十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