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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7月14日
思科史密斯：
所有的赞美都祝福鲁弗斯，贫穷作曲家的守护神，至高无上的赞美，阿门。你的邮政
汇票今天早上已经到了，丝毫无损——我把你说成是一个忘记我生日但却很宠爱我的舅舅。
克罗姆林克夫人确定布鲁日的一家银行可以把它兑换成现金。我会以你的名义写一首经文
歌，并尽快还你钱，可能比你预期的还要快。占据我未来的极度寒冰正在慢慢融化。在首
次尝试和埃尔斯合作那段羞辱的经历后，我回到了房间，感到无比凄苦可怜。那天下午，
我都在给你写信哭诉我的悲哀——顺便说一句，如果你还没看的话，烧掉它——因为我当
时对未来感到非常不安。我穿着威灵顿长筒靴和斗篷，冒着雨步行到村里的邮局。我不知
道，坦率地讲，再过一个月我会在哪里。威廉斯夫人在我回来后不久就嘡嘡地敲响了晚饭
的铃声，但是当我走到餐厅，只有埃尔斯一个人等在那儿。“是你吗，弗罗比舍？”他问道，
语气中带着努力想表现得柔和一点的年长男人惯有的低沉沙哑。“啊，弗罗比舍，很高兴我
们能单独这样随便聊聊。哎，今天早上我对你态度太差了。有时我的病让我比正常时的做
法更……直接。我道歉。明天再给这个坏脾气的家伙一次机会，你觉得怎么样？”
是不是他的妻子发现了我的处境，告诉了他？露西尔提到了我整理了一半的旅行箱？
等到确信话音里不带有如释重负的感觉，我才不失身份地告诉他，说出他的想法并没什么
错。
“我对你提的建议太消极了，弗罗比舍。从我的脑袋瓜里提取出音乐来不是件容易的
事，但是我们的合作还是很有希望的。你的音乐才能和性格看起来完全可以胜任这项工作。
我的妻子告诉我说，你甚至尝试着自己作曲？很明显，音乐对我们两个人而言都像是氧气。
有了正确的意念，我们会一同努力，直到找到正确的方法。”这时候，克罗姆林克太太敲了
敲门，推门往里看看，马上凭某种女人特有的直觉感觉到房间里的气氛，于是问是否需要
喝点东西庆祝一下。埃尔斯转向我：“那取决于这位年轻的弗罗比舍。你觉得呢？你愿不愿
意待几个星期，如果一切进展顺利，以后有没有可能待上几个月？或许更久，谁知道呢。
但是你一定要接受一笔不高的薪水。”
我让自己的如释重负表现得像高兴的情绪，告诉他我很荣幸，也没有不假思索地拒绝
他主动付我工资的提议。
“那么，伊俄卡斯特，让威廉斯夫人拿一瓶1908年的比诺红葡萄酒来！”我们为酒神
巴克斯和缪斯女神干杯，酒醇厚得像独角兽的血。埃尔斯的酒窖里大约有一千两百瓶酒，
无疑是比利时最好的之一，值得岔开话题简单说说。它在战争中幸免于难，躲过了德国佬
军官的洗劫。那时候他们把西德海姆当指挥所。这多亏了亨德里克的父亲在全家飞往哥德
堡之前在地窖入口垒了一堵假墙。图书馆里的东西，还有大量的其他各种财富，都被封存
在板条箱里，战争期间也被保存在那里（曾经用作隐修院的地窖）。普鲁士人在第一次世界
大战停战日（注：1918年11月11日。）前洗劫了大楼，但是他们从未发现这个地窖。
工作的程序正在形成。如果埃尔斯的身体允许的话，他和我每天早上九点前都会出现
在音乐室。我坐在钢琴边，埃尔斯坐在长沙发上，吸着乌烟瘴气的土耳其烟。我们采纳了
三种工作方法。“修改法”——他让我把前一天早上的作品重新过一遍。我根据乐器的不同，
哼、唱或者演奏这些作品，埃尔斯则修改乐谱。通过“修复法”，我在旧乐谱、笔记本和乐
曲声中找到埃尔斯依稀记得并想重新利用的一段经过句或华彩句，其中有些是在我出生前
就写好的。真是项艰巨的侦探任务。“创作法”要求最高。我坐在钢琴边，努力跟上一连串
这样的话：“十六分音符，B…G调，全音符，A降调——持续四拍，不，六拍——四分音符！
F大调——不，不，不，F大调——然后……B调！嗒一嗒嘀一嗒嘀一嗒！”（大作曲家至少
现在愿意说出他的乐符了）或者，如果他感觉更加有诗意，可能就会说：“现在，弗罗比舍，
单簧管是美人，中提琴是墓地里的紫杉树，翼琴是月亮，于是……让东风拨动A小调的和
弦，一直到第十六小节。”就像一个好管家的工作一样（尽管你可以肯定我可不仅仅是好），
我的工作十之八九是在猜想。有时候埃尔斯会寻求一种富有艺术性的评价，像是“你觉这
段和音可以吗，弗罗比舍？”或者“这段经过句和整体协调吗？”。如果我说不，埃尔斯会
问我建议用什么来替换．有一两次他甚至采纳了我的修改建议。毫不夸张。人们今后会研
究这段音乐的。
一点前，埃尔斯没气力了。亨德里克把他抱到餐厅，在那里克罗姆林克夫人会和我们
共进午餐，还有那位可怕的E．（伊娃），如果她同来过周末或半天休假日（注：通常是下午。）
的话。下午炎热的时候，埃尔斯会小睡。我则继续在图书馆里仔细搜寻宝藏，在音乐室里
作曲，在花园里阅读手稿（圣母百合、冠贝母、剑叶兰、蜀葵都亮丽地盛开着），骑着自行
车穿行在涅尔比克的小巷里，或者在当地的原野上随意漫步。我是村里的狗忠实的朋友。
它们像花衣魔笛手（注：中世纪传说中解除普鲁士哈默尔恩鼠疫的魔笛手，因为没有得到
报酬而把当地的孩子全部拐走。）的老鼠或是小孩一样跟在我后面。当地人也用荷兰语跟我
说“早上好”和“中午好”——大家都知道我现在是上面“城堡”里的长住客。晚饭后，
如果有还过得去的广播节目，我们三个人可能会听听收音机，要不就是听留声机上的录音
（一台放在橡树匣子里，“主人之声”牌台式留声机），通常是由托马斯·比彻姆爵士指挥，
埃尔斯自己的主要作品。当我们有客人造访的时候，会一同聊天或者听点室内乐。其他时
候，在夜晚，埃尔斯喜欢听我给他念诗，特别是他钟爱的济慈的诗。当我诵读的时候，他
小声念着诗文，好像他的声音靠在我的上面一样。早饭时，他让我读《泰晤士报》。尽管埃
尔斯老了，眼睛看不见，又有病，他依旧还能胜任大学辩论社的一员，但是我发现他很少
对他嘲笑的制度问题提出可行的解决办法。“慷慨大方？那是富人的胆怯！”“保守党人？外
来的说谎的家伙，自由意志的教条是他们最大的骗术。”他到底想要一种什么样的国家呢？
“哪个也不要！”
尽管埃尔斯脾气暴躁，但他是为数不多愿意让自己的创造力接受别人影响的人之一。
音乐理论方面，他仿佛长着两面神杰纳斯（注：天门神，头部前后各有一张面孔，所以也
被称为两面神。）的头：一个埃尔斯向后望着浪漫主义临死所卧之床，另一个看着未来。我
跟随着后者注视的眼神，看他应用对位法和混音让我的表达方式也得到令人惊喜的改善。
我在西德海姆这么短的时间里，他教的东西已经比我三年在笨蛋麦克拉斯和他的“快活自
慰者”乐队那里学到的还要多。
埃尔斯和克罗姆林克夫人的朋友们定期来做客，一般每周两到三个晚上我们可能有客
人来访。从布鲁塞尔、柏林、阿姆斯特丹或者更远的地方回来的独奏演员、埃尔斯少不更
事时认识的来自佛罗里达和巴黎的熟人、老好人莫蒂·东特和他的妻子。东特在布鲁日和
安特卫普各有一家钻石加工作坊。他会讲多种语言，虽然不很准确，但是他会精心编造并
啰嗦地解释它们中的双关语。他还赞助宴会，跟埃尔斯讨论争议不断的哲学问题。东特夫
人和克罗姆林克夫人很像，但她比后者还要厉害十倍——事实上，她让人敬畏，是比利时
马术协会的会长，自己开着东特的布加迪车，养了一条长得像粉球一样，叫“薇薇”的狮
子狗做宠物。在以后的信里你会再读到关于她的内容，这是肯定的。
在当时，人们很少会有亲戚。埃尔斯是独生子，在战争期间一些关键时刻，曾经显赫
一时的克罗姆林克家族表现得执迷不悟，始终坚决支持错误的一方。那些没有死于战争中
的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