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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舰队规划、规模，暂时大体都是空白。
宋彪没有精力，程璧光和宋文翙的帝国海军十年规划也迟迟未能出来，双方争执据说是极多，具体要买多什么军舰，要买多少都不谈了，唯有军校和船舶学校这边先速度办起来。
在宋彪快速整编全军和稳定陕西的同时，先行完成整编的原第二十镇、第二镇、第四镇被调入汉中，帝国陆军逐步在11月中旬完成了平定西南的军事准备，此时距离挥师进攻四川只剩下最后的一道军事命令。
这一时期的四川省内，各种力量纠葛，情况之复杂也早已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
就在这时，宋彪终于通过情报部门确定隆裕太后和宣统皇帝并没有前往英国大使馆避难，而是在日本驻华公使馆的帮助下，在东北军进攻北京之前就已经乔装成日籍侨民离开北京，此时隐居在日本，或者是朝鲜。
在和英国公使朱尔典的协商中，宋彪同意给予醇亲王载沣特赦，允许其继续在醇亲王府生活，而英国公使馆不再庇护载沣。
11月的北京日渐冰冷。
就在这样的季节里，在英国公使馆秘密避难了四个月之久的载沣终于走了出来，像一具行尸走肉般的行走在京城里。
过去几个月里弥漫在整个京师的血迹日渐被洗去，一眼望去，曾经住满了满人权贵和满清官僚的京师重地忽然变得是如此孤寂冷清，诺大的北京内城仿佛是一座空城，往日繁华的商贾集市也无比的冷清，甚至连汉民都大多逃走。
载沣就这么走着，穿着亲王的装束，神色庄严而内心悲鸣。
虽然一直躲在公使馆，可他还是知道这几个月里都发生了什么事，在北京城里，由北洋军旧部操刀的一场大屠杀将满人杀的都要光了，最恐怖的日子里，一名英国武官亲眼看到数千具尸体被运出城外，在城外的一座砖窑里焚烧。
内城一直被封锁着，没有多少人能进来查看，北洋军的俘虏被关押在这里，谁也不知道后续都发生了什么事，只是传言不断在流传着。
载沣过去曾经熟悉的那些人，几乎一个都找不到了，再也看不到了。
他的福晋和两个孩子都还藏在公使馆附近的教堂里，现在也不敢出来。
他就这样一路疲惫而痛苦的走回到醇亲王府，府邸中的一切都已经被搬空，空荡荡的像是一座鬼园，他坐在走廊里，看着景色依旧的花园和池塘，心里有着说不出的恐惧和自责。
在宋彪已经称帝的这段时间里，载沣的心灵却是饱受折磨，每一日都活在心惊胆战的恐惧中，活在后悔不堪的自责中，他终于知道自己到底犯了什么错。
在北京、西安、南京、杭州、广州、东北等地，满城里的满人几乎被杀的一干二净，满人所设置的满城，从一开始就为他们的命运埋设了一个陷阱，集中居住让他们更容易被抓住。
从1910年7月到11月，这段时间是全国最为混乱的时期，各地都存在大规模排满运动，大多数都是有预谋和周密计划的集体报复，少数是洗劫，帝国临时内阁政府对此未能做出任何反应，一是有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力量限制政府进行管制，二是局势的混乱使得政府无法管辖。
临时政府批准的《反圈地令》规定满人通过清初及中期圈地所占的土地一律没收，通过其他方式强取豪夺的财产同样没收。
这道行政命令很快就被各地的革命军滥用。
在西安，一位旗人妇女哀求革命军，她哀求说：‘我也痛恨我的祖先，因为他们虐待汉人’，另一位老妇则哀求说：‘杀死我们这些无用的妇女和孩子能有什么用，你们能得到什么，为什么不释放我们以显示你们的宽宏大连。’
士兵们为之动容但还是杀死了她们，将她们和孩童的尸体一起运到城外掩埋。
不管是光复会，还是同盟会和其他的革命组织，亦或者是会党在鼓动士兵和革命者起义之时都必然会说到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苏州之屠、南昌之屠、赣州之屠、江阴之屠、昆山之屠、嘉兴之屠、海宁之屠、济南之屠……还有更加惨绝的四川，在这样的过程中，如章炳麟这些为政治而服务的国学大师也扮演了极其不光彩的角色，草率的将四川在明末清初的人口大灭绝都归罪于满人。
在充裕的革命经费的支持下，关于这些历史的宣传手册大范围的流传在各地，特别是在光复会雄踞的东北和江浙两地。
满人成了国家腐朽的原因，成了民族衰落的原因，满人在所有的暴动宣传中都充满了原罪成了革命复兴的牺牲品，似乎只有杀光满人，中国才能摆脱过去再次复兴，而满人所有的财富都是建立在奴役汉人的基础上，每一分钱里都是民族压迫的产物。
所有的罪证、历史的旧账都成了官兵和贫民们参与起义的重要原因，为了维护他们心中的正义，屠杀成了民族解放和革命成功的象征。
这样的屠杀在全国蔓延，即便是在富饶的关东地区也未能幸免，《反圈地令》则被彻底滥用。
在空荡荡的醇亲王府里，寂静的深夜里传来一声枪响曾经的摄政王用自杀的方式想要救赎他不可能救赎自己但他的死，或许就是这场悲剧的最终画笔。
次日宋彪到了办公厅里，坐下来准备处理今天的公务，并且打算正式签署载沣的特赦令和平定西南的军事令时他在自己的桌案上看到最新的情报，这才得知载沣已经自杀了。
坐在办公桌前，宋彪沉默了一段时间。
载沣的死，让他心中那些新仇旧恨都随之烟消云散。
宋彪默默的在心里想，这是否意味着一切都结束了，汉满之争似乎是可以告一段落，让国家恢复正常。
当帝国内阁政府正式的逐渐建立了在全国的行政权威，滥杀就必须得到遏制，即便有再多的人恨满人，身为政府，总还是履行自己的义务去遏制犯罪。
他也琢磨着日本那边的问题。
对于日本公使馆营救宣统母子的事，他此时才觉得一点也不意外，只是此前一直将注意力放在英国公使馆，所以才会忽略这里面的可能性。
对于日本来说，这对母子大约也算是奇货可居，他们肯定觉得总还会有派上用场的时候，比如策划满洲独立之类的。
可能吗？
如果日本觉得有一线希望的话，那就让日本继续如此之幻想吧。
宋彪想了想，不打算和日本纠缠此事，事已至此，就让往事随风而去，让他做一个开明的君主，将前朝旧恨都化作一张信纸和历史稿，随之一炬的而成为真正的历史。
他并不想再去那个元明清三代的帝都，也不想去紫禁城，京都的繁华对他来说犹如烟云一般，他喜欢缔造自己的历史，为此，他将大兴县和房山县作为新的都城，改称为京都特区，在这里重新规划一座新的政治城市和皇宫所在地。
帝国中央政府位于大兴县，即新的京都东区，而帝国皇宫和陆军总部则位于房山县，改城京都西区。
京都特区将会成为中华帝国的一个新地标，代表着新时代的到来，在这里将会云集着这个时代的建筑物，作为一个纯粹的政府城市而存在，对于北京而言，这是一个很好的好消息，不用承担繁重的任务，同时也能继续算是帝国的首都。
宋彪不是想站在如何的高度去设计一切，他只是希望有不同的历史步伐，走一条不同的道路，以此证明自己的存在感。
这两天，他一直在酝酿着这件事的细节之处，同样的，他也要继续考虑对四川和云贵的军事行动同盟会内部的分裂态势已经无法避免，宋教仁筹建的中国民主党正式设立，从同盟会内部大量吸收党员。
作为一个试点，宋彪原则上同意民主党在两广具备较大的地方执政概率条件是两镇、两胁的新军必须让出来，其实同盟会也没有真正的控制着这些军队，军队纯粹是在龙济光、陆荣廷的手中，两人相互既合作又对抗，同盟会在广州则另外有一支广东革命军。
宋教仁想让出军队交给帝国陆军接管，龙济光、陆荣廷深知一旦退让承认，极可能彻底失去兵权，两个人死死拉住同盟会不退同盟会的一部分成员也不想让步，依旧妄图利用两广的特殊地理情况保持两广独立自治。
这种纠葛几乎和四川的情况完全一致，只是赵尔丰、赵尔巽在四川、云贵建立了価南爱国会，表面上是爱国会，实际上就清朝遗老的大本营，籍此通过联合本地势力和新军、爱**继续控制四川、云贵。
宋彪只能强攻。
对比两广，宋彪显然更想进攻四川，只要进入四川就能一马平川的扫平整个四川和云贵高原，而他现在毕竟控制着湖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