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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在东南亚、非洲、中东、欧美大面积的厮杀。
当日本连大部分的生产原材料都要从中国进口，这就注定日本在这场战争中处于劣势，而且日本为了维持军费所采取的高税政策，中国则因为财政宽裕采取轻税政策，导致双方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中国的工业规划和扶持政策，以及更为宽松的人才引入计划同时使得中国工业在技术上提升迅猛，从一战开始就有计划的不断提升和扩大，在1921年的这个分水岭，除了造船业，双方的差距已被进一步扩大到日本难以追赶的地步。
即使是造船业，中国除了3万吨级以上的战列舰还存在劣势外，在商船、发动机、锅炉和船用钢领域都已经超过了日本，当日本还需要从英国进口炮钢和特型船钢、主炮时，中华帝国已经基本实现了自产化和出口。
日本现在只剩下了保护性最强的军工业作为帝国的支柱，中国却已经在油脂化工、工业陶瓷、煤化工、染料、化肥、电气、内燃机等领域都拥有了和德国竞争的实力，在纺织、食品工业也日益逼近英法，在汽车、石油化工、机床、冶金、通信领域向美国冲击，在飞机、电气化铁路、专用机床等新兴领域则已经和德美英法具备抗衡的实力。
在从美国联合机床公司进口了两台万吨水压机用于汽车、飞机、蒸汽轮机、承轴和船舶的制造后，中国也在远东机床总公司挑战12500英吨的水压机和更多的超重型镗铣床。
日本和中国的差距越来越大，日本却从未真正的意识到这一点，他们还是在用十年前，甚至是甲午战争之前的眼光在看待中国。
这或许有情可原，在1911年之前，中日每年来往的人次超过四十万，在1913年之后，中日每年来往的人次已经降低到不足两万，其中绝大多数还都只是军政方和教育界的来往。
这是一个可怕的事情。
或许是宋彪一手造成的。
宋彪也是在以一种公平的心态看完了秋山真之的这篇《我们到底得罪了谁？》，他才意识到这一点，也许中日之间目前的各种问题中，他要占到一半的责任，正是他无情冷漠的将日本踢出中国，也关闭了日本知华派和亲华派的未来，使得他们日渐衰落，再也无法对日本产生正面的影响。
宋彪也难免有些难过的叹息一声，和一直陪同在身边等待他读完全文的汪兆铭问道：“你花了多久翻译这篇文章？”
汪兆铭毕恭毕敬的答道：“回禀皇上，臣下只用了一天的时间就翻译完了，因为觉得这样的文章最好是有原文，所以等到今天让驻日本公使馆送来了急件原文才呈交给皇上。不过，据最新的情报所知，秋山真之少将似乎已经因为这篇文章触怒日本军方和内阁的**派高层，已被勒令退出内阁，据说连海军都不打算留他继续服役。”
宋彪很惊讶的问道：“这么惨？”
汪兆铭答道：“是啊，确实很糟糕，臣下倒以为除了使用蔑称之外，他这篇文章也许还算是很公正客观的，对我们也有一些启发。日本固然再不好，我们也没有必要逼的这么紧迫。”
宋彪想了想，道：“我们做的确实不对，但我们没有别的选择。‘每一个国家都有权让国家富强，让民族幸福，这是每一个国家的权利’，我们只是在行驶自己的权利罢了，难道我们还有义务给日本同等的权利在我国分享富强吗？秋山的反思还不够彻底，如果日本将自己定位在荷兰、比利时这样的国家，采取轻税和有限的低军费政策，他们完全可以发展的更好。发展是每一个国家的权利，但每个国家都没有权利剥夺其他国家的同等权利，不能靠输出商品和占领殖民地及他国市场来满足自己，这也是我们推行重法爱民之国策，以推动国民普遍富裕为基础国策的原因，只要人民都富裕了，国内市场才能扩大，企业才能扩大，国家才能更加富强。”
关于宋彪最后所说的这番话，在欧阳赓总理强硬推行《限田法案》和《劳工保护法案》之时，国内就已经做过了全面的大争论，如今几乎人人都知道这个道理。
国家要强，人民当先富。
日本只是搞反了这个道理。
汪兆铭顿首道：“皇上圣明。”
宋彪想了想，却道：“其实道理就在《劝学》中的这一句话，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只是如何从现代世界观的角度去解读这句话而已。秋山真之的聪慧，以及他的境界很大程度上都源自于福泽谕吉，所以我们才说思想家是最重要的，思想才能指导行动，可我们的现代思想家又在哪里呢？”
汪兆铭当即答道：“臣下以为皇上才是当今帝国的思想家，正是有了皇上才有了今日帝国之富强，皇上一言一行都在指导着帝国的发展。”
宋彪微微的哦了一声，却道：“我恐怕还不算是啊。现在的帝国发展的很好，但还远远不够好，因为我们还是缺乏福泽谕吉那样的思想家。我们总是说要隆礼尊贤，可我们还是迟迟未能等到真正的中国的新思想家。这需要时间，因为我们需要的是能够真正解读西方，又精通国学的大思想家，只有这样的大思想家才能解答中国各种问题的根源。我们总是再说现代化，实际上是我们怯弱的不敢承认现代化就是西方化，我们所做的一切不过是借着光复中华的口号大幅度西化而已，只是在此基础上保证了国学的一些基础，只是这还不够，我们西方化的程度远远不够，我们国学复兴的程度同样远远不够。隆礼尊贤，重法爱民，说的很容易，做起来却真的很难很难。”
汪兆铭听了这番话就不敢再拍皇帝的马屁，可他一直都觉得皇帝思想虽然不堪称孔孟荀那样的地位，却也实用，足以领导帝国之富强，足以领导帝国实现中华复兴的伟大重任。RS
第236章依法治国
宋彪本想通过邀请秋山真之访华的访华的方式挽救秋山真之的仕途，但他没有这么做，因为他意识到这对秋山真之而言也是一个可以接受的结局。（。）
伊势事件就这样的日渐沉寂下来，仿佛像是中日之间从来没有发生过此事，可这件事对中日关系的最后的损伤是不可逆转的，它也彻底激怒了宋彪，而日本并不知道这位华皇到底还有多少潜能。
宋彪本已日渐淡出帝国的国务，淡出公众的视野，安居在幕后观看着帝国崛起的这个时代的每一幕，以期求能让中国更好更稳健的逐步成为真正的mínzhǔ自由的君主立宪制帝国。
在伊势事件的刺激下，他又重新开始被逼着再次振作起来，再次走到帝国奔腾的政治舞台中央，挥舞着手中的指挥棒继续率领帝国成为世界第一。
因为这个世界是如此的残酷，每个国家都翻滚在黑暗的世界里，一不留神就将迎来万劫不复的毁灭和血腥的战争。
……
1922年6月22日，在伊势事件结束一个月之后，也是在宋彪即将正式带着皇室前往庐山度假前一周，宋彪忽然让秘局重启帝国内阁训政会，这样的消息让整个中央内阁都惊讶不已，因为在中苏战争结束后，皇帝已有整整三年的时间没有正式召开训政会，这让所有的内阁大臣都很紧张。
总理大臣欧阳赓同样非常惊讶，他事先没有得到任何消息和通知。而且这还是他任期内的第一次内阁训政会。
所有内阁大臣得到通知后都紧迫的立刻进行临时准备，很多人一夜未眠的忙碌到天亮，次日上午就匆匆忙忙前往中央宫宣政厅参加训政会。
自皇室迁入皇庭中央宫以来，这还是专用于训政会议的宣政厅第一次正式使用，汪兆铭作为内廷总长也是第一次负责训政会，大家都莫名的紧张不已。
更让诸位大臣们紧张的是皇帝比预定的时间晚来了半个小时，只等宋皇帝在两排内侍的护卫下进入宣政厅。所有大臣就在总理大臣欧阳赓、中央军部总参谋长蒋方震和内廷总长汪兆铭的率领下同时起身，庄严的躬身行礼，朗声道：“臣下等参见皇上！”
宋彪有种难以言语的冷酷神情。气势肃杀的走到了只属于他的中央皇座上，高坐在诸人之前，两侧则是诸位大臣。
等他坐下来。内廷总长汪兆铭才道：“诸位大臣请就坐。”
各位大臣这时才一起坐下来，低头垂首，身子坐的笔直，谁也不敢多言语一句，甚至不敢发出任何一点声音，就仿佛是学生面临最为严峻的大考一般粗气都不敢喘出来。
宋彪翻开身前的这份秘局编写的近期国务事项备注，大致浏览一番后，和在座的诸位内阁大臣、中央军部参谋长官说道：“伊势事件向我们证明了一件事，那就是帝国还不够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