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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第二天上午，我在派丁敦（Paddington）车站遇见了克里克。我们准备去牛津度周未。克里克想找英国最杰出的晶体学家霍奇金（Dorothy Hodgkin）谈谈。而我为第一次能有机会看看牛津而感到高兴。克里克站在车厢门口，显得得意洋洋．这次访问给他一个机会，可以把他和考基兰成功地建立了螺旋衍射理论告诉霍奇金。他认为他们的理论是如此高明，以致非得亲自告诉霍奇金不可。霍氏是一位聪明过人的科学家。她听了后马上能理解这个理论的巨大威力。然而，世界上象霍氏这样的人毕竟是寥寥无几的。
我们刚进车厢，克里克就开始问我有关罗西讲演的问题。我的回答常常是含糊不清模棱两可的。显然，他对我那种只靠记忆从不记笔记的习惯感到不满。我觉得，如果我对一个课题感兴趣的话，常常会回忆起我所需要的东西。但这一次，因为我不太懂晶体学的行话，对他讲的答非所问。尤其遗憾的是我回答不出罗西测量的DNA样品中水的精确含量，我对克里克讲的很可能是完全错的。
派我去听罗西的报告正好比“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如果克里克亲自去听的话，就不会有这种糊里糊涂的事了。对外界事物过分敏感常会使人忐忑不安。有迹象表明克里克一听到罗西的实验结果，就想利用她的实验资料搞点什么名堂。这使威尔金斯感到心烦意乱。在某种意义上讲，威尔金斯和克里克同时了解到罗西的实验资料，是很不应该的。“近水楼台先得月”； 威尔金斯应该首先有机会解决这个问题。但是； 他一点不认为摆弄分子模型就能找到问题的答案。再者我们前天晚上的谈话也没有涉及这种方法。当然，有些东西威尔金斯可能对我们保密，但看来不象，因为他不是这种人。
克里克唯一马上能做的事就是抓住含水量的问题。这是一个容易想到的问题。这时候，某些东西突然触发了他的灵感，他开始在阅读着的手稿背后潦潦草草地写了起来。当时，我不明白他的用意，仍然继续看起《泰晤士报》来消磨时间。没过几分钟，他就对我说，只要推导出几个公式就能将考基兰… 克里克理论和罗西的实验结果一致起来。我聚精会神地听着他讲，完全忘记了周围的一切。随后，他匆匆地画了很多图表，告诉我这个问题是多么的简单。虽然我不懂数学，但还是能抓住问题的中心。首先必须搞清DNA分子中多核苷酸链的数目。从表面上看，X 光衍射数据和二、三或者四条多核苷酸链都相符合。但关键问题是DNA链围绕中心轴旋转的角度和半径的大小。
一个半钟头的火车旅程结束了。克里克觉得我们应很快地找到答案。要想有把握地找到正确的答案，或许得化一个星期的时间不断摆弄分子模型。到那时，全世界都会知道真正能洞察生物大分子结构的并不仅仅是鲍林一个人。在蛋白质a螺旋问题上，鲍林巧夺天工使剑桥小组感到处境尴尬。大约在鲍林成功的一年前，布喇格、肯德鲁和佩鲁兹三人曾发表过一篇关于多肽构象的振振有词的论文。但这篇文章没有抓住关键。这件事大大地伤了布喇格的自尊心，至今他还在为这次的惨败而烦恼。25年来棋逢对手，他断断续续地同鲍林有过数次交锋，而每一次鲍林都胜他一着。
就连克里克也为这桩事感到羞辱。当布喇格正热衷于研究多肽链的拆叠方式时，克里克已经来卡文迪什实验室工作了。而且，他曾经私下参加过一次讨论会。在这次讨论中大家完全错误地估计了肽键的形状。克里克本来应该利用这次良机强调一下实验观察的意义，但他只讲了一些无关紧要的废话。这倒不是他平时不愿批评别人。在其他一些场合，克里克曾经非常坦率地指出，佩鲁兹和布喇格对他们的血红蛋白工作成绩讲得过分了。这个开诚布公的批评当然为布喇格最近严厉地训斥克里克埋下了祸根。布喇格认为克里克干的尽是些拆台的事。但是，现在不是追究过去错误的时候。
我们兴致勃勃地讨论了DNA结构的几种可能类型，一直谈到中午时分。不管我们和谁在一起讨论问题，克里克都能很快提纲携领地总结出几小时前所取得的进展，使听众了解到我们提出的以糖和磷酸骨架为中心的模型的最新内容。只有这样，才能得到一个非常规则的结构来很好地解释威尔金斯和罗西的调光衍射图谱。说真的，这样我们就需要解决外向碱基的不规则顺序问题。这个难题实际上并不存在，只要正确地解决了碱基内向排列，它会迎刃而解的。
究竟是什么东西中和了DNA骨架中磷酸基团的负电荷，这仍然是个有待解决的问题。克里克和我都不大懂无机离子是如何空间排列的。我们不得不承认鲍林是离子结构化学的世界权威，这当然是令人不愉快的。如果问题的关键是要弄清楚无机离子和磷酸基团的微妙排列，显然我们处于劣势。近中午时分，我们急切地要找到鲍林的一本著作《化学键性质》》。当 时我们正在高街（Hight Street）附近吃午饭，没顾上喝咖啡就三步并作两步地跑了几家书店。最后在布列克威尔（Blackwell）书店找到这本书。我们急急忙忙地看了有关章节，找到了有关无机离子大小的确切数据。遗憾的是这些都不能解决DNA的结构问题。
我们到了牛津大学博物馆霍奇金实验室以后，才松了口气。克里克匆匆他讲了他的螺旋理论，只用了几分钟讲我们在DNA方面取得的进展。其余大部分时间都在谈霍氏最近的胰岛素工作。夜幕降临以后，我们觉得好象没有必要再占用她的时间。于是，我们就告辞霍氏赶到麦克德林（Magdalen）去，约好在那里与米奇森（Avrion Mitchison）和奥格尔（Leslie Orge1）一起品茶。他们当时都是牛津大学成员。克里克边吃点心边闲谈，而我却在那里静静地沉思着，如果有朝一日我能象麦克德林学者一样生活那该多好啊！克里克的至交克赖赛（GeOrge Kreisel）约我们到高街的一家饭店吃晚饭。吃饭时，我们喝着葡萄酒，话题又回到DNA工作方面将要取得的胜利。克赖赛姗姗来迟，他是位逻辑学家。他那不修边幅、言不及义的风度与我想象中的英国哲学家根本不同。克里克对他表示热烈的欢迎。一会儿，克里克爽朗的笑声和克赖赛的奥地利口音交织在一起，充满了整个饭厅。有一段时间主要是克赖赛发表高见。他认为在被政治分割的欧洲两部分之间进行经济交往是一种财政扼杀。米奇森这时也来和我们一起吃饭。我们随便地扯了一些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俏皮话。但是这些话不合克赖赛的胃口。米奇森和我只好歉意地起身告辞，沿着中古时代的大街向我的寄宿处走去。酒后我有点醉意，心情感到很愉快。路上我就嘮唠叨叨他讲起一旦有了DNA，我们要于些什么事等等。
12
星期日早上，我们同肯德鲁以及他的妻子伊丽莎白一起吃早饭时，我把有关DNA的消息告诉了他们。伊丽莎白听了喜形于色，认为成功已经在望了。而肯德鲁对此则冷静得多。克里克显得非常兴奋，而我除了满腔热忱以外，也讲不出什么更具体的内容。克里克后来就全神贯注地看起《泰晤士报》上关于新上任的保守党政府的报道来了。不久肯德鲁回他的房间去了。我和伊丽莎白留下来细心琢磨着我的这种意想不到的运气。我没呆多久就走了。我想尽快回到实验室再仔细研究一下分子模型，看看我们能否更快地从几种可能的答案中找到一种令人满意的答案来。
我和克里克都知道卡文迪什实验室的模型并不是十分满意的。这些模型是肯德鲁一年半前为了研究多肽链的三维空间结构而建造的。所以，它不可能准确地表示DNA中独特的原子基团。那时，我们手头上既没有表示磷原子的模型，也没有嘌呤和嘧啶碱基的模型。佩鲁兹来不及订购新材料，我们必须立即动手改装。做一个崭新的DNA分子模型可能需要一个星期，而问题的答案在一两天内就可能找到。因此，一到实验室，我就马上开始在我们的碳原子模型上加一些铜丝，把它改成大的磷原子。
要制作一些表示无机离子的模型显得十分困难。它们与其他成分不一样，不遵守形成化学键的简单键角规律。看来，在正确地制作分子模型之前，必须先了解DNA的正确结构。但愿克里克能够找到一种绝妙的方法，而且希望他一进实验室就脱口而出告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