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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要我不用为他担心。翌日早晨，我收到他的一张便条，上面写着他已康复，但要赶去巴黎的早班车，并就给我添的麻烦表示歉意。
中午时分，勒夫提到鲍林第二天要来这儿呆几个小时。我立即动脑筋想在那天午餐时坐在鲍林旁边。然而他的来访与科学毫不沾边。魏曼（Jeffries Wyman）是美国派驻巴黎的科学专员。也是鲍林的至交。他认为鲍林和海伦会对十三世纪质朴而又富于魅力的建筑物感到兴趣，才安排了他们夫妇到那里观光。上午休会期间，在寻找勒夫时，我看到了魏曼消瘦而富有贵族气质的面庞。鲍林夫妇也在场。他们很快开始和德尔布吕克夫妇交谈起来。在德尔布吕克提到一年后我将去加州理工学院时，我才有机会和鲍林简短地谈了一会。话题一直围绕着我将在帕萨迪纳继续利用X射线研究病毒的可能性，实际上却只字未提DNA。当我把金氏学院拍的X光照片拿出来时，鲍林却认为他的同事们做的关于氨基酸的精确的X射线工作，对我们最终了解核酸是必不可少的。
我和海伦的相处则随便得多。当她知道我明年仍在剑桥时，她对我谈起了她的儿子彼得。鲍林。我知道布喇格已经同意让彼得跟肯德鲁攻读博士学位。尽管他患过长期的单核细胞增多症，他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学业还算是很差的。但是，肯德鲁并不想拒绝鲍林把儿子放在他身边的愿望，特别在想到彼得和他的金发妹妹时常举办迷人的舞会时，则更希望彼得能和他一道工作。这样，如果林达（Linda）去看望她的哥哥彼得、他们肯定会给剑桥的风光增添色彩。事实上，加州理工学院化学系几乎每个学者梦寐以求的就是娶林达为妻，以此来抬高自己的身价。至于彼得的风流轶事，有许多流言蜚语，传得使人真假难辨。但现在海伦却把彼得说成是一个极好的小伙子。她说，每个人都会象她那样乐于和彼得相处。而我对此却保持沉默，不相信彼得会象林达那样使我们的实验室变得生气蓬勃。在鲍林招呼他们该走的时候，我对海伦说，我一定尽力帮助她儿子适应剑桥研究生的那种受约束的生活。
在德罗思柴尔德（Edmond de Rothschild）男爵夫人的乡村别墅桑。苏西（Sans Souci）举行了一次花园聚会，并以此结束了这次噬菌体会议。参加聚会的衣着对我来说成了大问题。国际生化会议前夕，我在火车车厢里睡觉时，我的行李物品全被偷光了。现在我手头上仅有一些在军用消费合作社买的衣服，这是准备游览意大利阿尔卑斯山时穿的。我曾穿着短裤讲演TMV，觉得这样很舒服。所以法国代表团担心我可能会穿着同样的装束到桑·苏西去。后来，我借来了一套西装，还有领带。穿起来照样使我在那座高大的乡村别墅前下车时，显得潇洒大方。
我和施皮格尔曼径直朝一个手里拿着熏桂鱼和香槟酒的男仆走去。不久，我们就领受到了贵族阶层的社交方式。就在我们离开那里要上汽车前，我溜进一间挂有哈尔斯（Hals）和鲁滨斯（Rubens）的画的客厅。男爵夫人正对几位客人说，象他们这样的贵宾能够光临； 使她感到由衷的高兴。可她对剑桥那位鲁莽英国人决定不来活跃这儿的气氛，深表遗憾。她说的是什么意思，在那一瞬之间曾使我感到迷惑不解。这时，勒夫认为应当告诉男爵夫人，请她谅解一位不修边幅的客人，这个人的脾气有点古怪。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初次和贵族打交道的经验告诉我，如果我和其他人一样穿着打扮的话，就可能不会受到邀请。
20
暑假结束了。我还没有集中精力研究DNA结构，这使克里克感到失望。我把注意力放在性的研究上去了，但不是一种需要受到鼓励的性。当时，大家都觉得细菌交配习惯是一个新鲜的话题——在克里克和奥迪尔那帮人中没有任何人能想到细菌还会有性生活。至于细菌怎样进行交配这类问题，最好留给小人物去研究。在罗尔蒙会议期间，就流传着细菌分雌雄性别的说法。但是直到九月初：我在帕兰扎（Pallanza）参加一个关于微生物遗传小型会议时，才通过可靠渠道得悉这方面的实际情况。会上斯佛扎（Cavalli…Sforza）和海斯（Bill Hayes）介绍了他们的实验结果。他们和利德伯格（Joshua Lederberg）一起，用实验证实了细菌具有两种不同的性别。
在三天会议期间，海斯一鸣惊人，爆了个大冷门。在他做报告前，除了斯佛扎，谁也不知道世上还有这么一个人。可是，他刚作完那篇措词谦虚的报告，会场的听众都意识到，利德伯格的实验室里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1946年，年仅20岁的利德伯格由于宣布细菌交配并证实了遗传重组，一举轰动了整个生物学界。从那时起，他进行了无数次奇妙的实验、结果，除斯佛扎外，再没有什么人敢于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凡是听过利德伯格那些拉伯雷式演说——他一开口就滔滔不绝，不是三个钟点就是五个钟点——的人，都知道他是个夸夸其谈，无所顾忌的人。非但如此，还有一种超人的本领，这几年竟然法螺越吹越大，颇有誉满天下之势。
尽管利德伯格有着非凡的头脑，细菌遗传学却是一年比一年混乱。只有利德伯格本人对他那些玄妙莫测的近作自我陶醉。偶尔我想看上一篇，可总是不忍卒读，只好改日再说。发现细菌具有性别之差，细菌的遗传分析也就可能很快变成轻而易举的事。这一点本是不难理解的。但是同斯佛扎谈了几次之后，我才稍有所闻，利德伯格并不愿意把事情想得那么简单。他依然偏爱正统的遗传假设；尽管根据这种假设而作出的分析非常复杂，他仍认为雄性和雌性细菌提供了数量相等的遗传物质。与此相反，海斯的推论，其基础却是这样一种听上去好似有点武断的假设：只有部分雄性染色体物质进入雌性细胞。倘若这个假设能够成立，进一步的推论肯定就会简单多了。
我一回到剑桥，就抄近路赶到图书馆。那里有一本杂志刊载着利德伯格近来研究结果的文章。使我高兴的是，我弄懂了以前几乎所有迷惑不解的遗传杂交问题。可是有些交配依然令人费解。尽管如此，一旦将这些大量资料理出一个头绪之后，我开始相信我们的路子是对头的。特别使人宽慰的是，利德伯格可能会拘泥于正统的思想方法，而我则有可能取而代之，完成一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业——那就是对他的实验结果作出正确的解释。
我想把利德伯格的实验奥秘搞个水落石出，使克里克打了一个寒颤。他觉得发现细菌有雌雄性别之分虽然是件有趣的事，但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几乎整个夏天，他为他的博士论文收集了一些迂腐的资料。现在，他又醉心于思考其他一些重要的问题。究竟细菌有一个、两个或是三个染色体，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不清对我们研究DNA结构毫无益处，只要我留心DNA结构的有关文献，我们想得到的东西就可能在茶余饭后的谈话中突然出现。要是我转向纯生物学的研究，那么我们稍稍领先于鲍林的优势就会顷刻之间消失殆尽。
那时，克里克仍然固执地认为查戈夫规律是真正的关键。在我去阿尔卑斯山时，他曾花了两个星期的时间，想通过实验来证明腺瞟呤与胸腺嘧啶以及鸟嘌呤与胞嘧啶在水溶液中相互之间存在的吸引力。然而他的努力毫无结果。另外，他同格里菲思根本就话不投机。他俩的想法总是那样格格不入。就是在克里克向他详细叙述某些假设的优点后，也常常出现令人难堪的冷场。然而，没有理由不把腺嘌呤和胸腺嘧啶以及鸟嘌呤和胞嘧啶之间相互吸引这一现象告诉威尔金斯。因为克里克十月下旬要去伦敦，他就给威尔金斯写了封信，说他要到金氏学院去看一下。威尔金斯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回信，说到时候要请克里克同他一起吃午饭。这样，克里克也就期望着能就DNA结构问题同威尔金斯进行一次实质性的讨论。
可是午餐时，威尔金斯却圆滑地谈论起蛋白质来了，故意显出一副对DNA不太感兴趣的神情。午餐的大部分时间就这样消磨掉了。接着他又把话题扯到罗西身上，唠唠叨叨地说她缺乏合作精神。与此同时，克里克心里一直牵挂着的却是别的有趣的问题。直到吃完午饭时，他才想起两点半还有个约会，于是便匆匆离开了。他急促地离开大楼，到了大街上。这时，他才想到还没有把格里菲思的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