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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吃完晚饭，福卡德就把伊丽莎白带走，去参加另一个聚会，而彼得和我，却一下子不知做什么事是好。我们俩开头想去装配彼得的那台传真性能很高的收音机，后来又一起去看了一场电影。我们一直玩到深夜，这时彼得开始喋喋不休地对我说起，罗思柴尔德男爵不邀请他和他女儿萨拉（Sarah）一起用晚餐，这是逃避作父亲的义务。如果彼得能够跻身上流社会，我说不定也能不必非讨一位大学教师做老婆了。
三天以后，磷原子模型准备就绪了。我把几个短的糖和磷酸骨架很快地串连起来。然后我又花了一天半时间。想搞出一个骨架在中心的双链模型。可是搞来搞去，从立体化学角度看来，所有与“B型”X 射线证据相符的模型，都不比我们在一年零三个月前搞的那个三链模型完善。这时，我看克里克全神贯注地埋头于他的博士论文，我索性和福卡德打了一下午网球。喝过了茶，我回去对克里克说，打网球可比做模型舒服得多啦。克里克还是对这大好春光无动于衷。他放下笔对我说，不光是DNA很重要，而且总有一天我会发现室外运动也有其不足之处。
在“葡萄牙地“吃晚饭时，我回过头来又思考我们的模型究竟错在哪里。尽管我坚持认为应该把骨架放在中心，可是我知道，我的理由没一个是站得住脚的。喝咖啡时，我承认我不愿把碱基放在模型内部的部分原因是，我怀疑这样就可能制造出无数个这种类型的模型来。这样，我们就不可能断定究竟哪一个是正确的。但是，真正的绊脚石还是碱基。如果碱基在外部，我们就不必对它们多加考虑。要是在内部的话，问题就麻烦了。怎样才能把两条或多条多核苷酸链和不规则碱基顺序堆积在一起！在这一点上，克里克不得不承认，他也一筹莫展。从地下餐厅出来时，我隐隐约约提醒克里克，他至少必须提出一个稍微说得通的论点，然后我才会认真对待以碱基为中心的模型。
不过，第二大早晨，我还是拆毁了一个使人讨厌的以骨架为中心的分子模型。这时，我断定花几天时间制作一个骨架在外部的模型并不会有什么害处。这样做就意味着暂时把碱基搁置一旁，不予考虑。但是，不管怎么说，这是必不可免的，因为至少还要一个星期，技工才能把制好的嘌呤和嘧啶的锡板模型交给我们。、要一个外部骨架弄成与X 射线图谱相符的形状不是什么难事。事实上，克里克和我都觉得，两个相连碱基之间的最适旋转角度是30一40度。相反，如果该角度大一倍或小一倍，看来都和有关的键角不相符合。因此，如果骨架在外部，X 射线图谱上每34埃重复一次就表示沿螺旋轴方向完全旋转一周的距离。这时候 ，克里克的劲头又来了，他越来越频繁地停下他的计算，抬头端详一下那台模型。然 而，在周末我们还是毫不犹豫地放下了工作。星期六晚上，我们在三一学院参加了一次晚会。星期天威尔金斯到克里克夫妇家做了一次社交访问。这次访问是在收到鲍林的手稿前几个星期就安排好的。
我们不想让威尔金斯忘掉DNA。他刚从车站来到，克里克就开始向他询问有关“B型”结构的详细情况。可是，直到吃完午饭，克里克打听到的还不如我上星期听到的更详细。甚至当彼得赶到，肯定地说他父亲会立即去搞DNA的，这件事仍然没能改变威尔金斯的计算。他再次强调，在罗西离开之前，就是说六个星期以内，他要把建造模型的大部分工作停下来。克里克趁机询问威尔金斯，如果我们再研究DNA模型，他会不会介意。他缓慢地吐出了一个“不”字，就是说他不介意，这时，我的心才平静下来。其实，就算他介意，我们制 作模型的工作也是肯定要进行的。
25
在后来的几天时间里，克里克对我不能专心致志地制作分子模型而感到愈来愈烦恼。虽然在他十点左右进来之前，我已在实验室里，那也无济于事。几乎每天下午，我总在网球场上打球。他知道这一情况，所以常常扭过头来，不满地看看无人过问的多核苷酸模型。茶点以后，我也只在实验室泡上几分钟，随便摆弄一下什么东西，然后就急急忙忙地赶到“老妈”旅馆和女孩子们一起喝雪利酒去了。我才不把克里克的抱怨当回事呢。要是不能正确解决碱基在模型中的位置，而只在糖和磷酸骨架问题上打圈子，就是搞得再好，也不能表示我们的工作有真正的进展。
我仍然把大部分夜晚都消磨在看电影上，幻想着答案说不定在什么时候突然出现在我的脑子里。然而，对电影的过分着迷也会产生副作用。
就是在看好的电影时，我也忘不了DNA的碱基。然而，我也常常想到，从立体化学的角度看，我们毕竟为糖和磷酸骨架提出了一个合理的构型。同时，也不用再担心这会和实验数据不一致了。我们用罗西的精确测量法对它进行过检验。当然，罗西并没有直接把她的数据交给我们。正因为这样，金氏学院才没人想到我们会掌握这些资料。原来医学研究委员会为了调查兰德尔实验室的研究工作与生物物理研究工作的协调情况，而指定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由于佩鲁兹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我们才获得了这些资料。兰德尔想让外界知道他有一个卓有成效的研究班子。他指示他的助手们对工作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总结。在适当的时候，这些材料油印了出来，并按惯例发给委员会的每个成员。这份报告不是机密的，因此佩鲁兹觉得没有理由不能把它送给克里克和我看看。克里克匆匆地浏览了这篇报告。他感到放心的是这份报告证实了我从金氏学院返回后，准确地向他报告了“B型”的基本特点。根据这份资料，对我们的骨架结构只要稍微作些细小的改动就可以了。一般说来，我总是在深夜回到房间后，才尽力开动脑筋，去揭开碱基问题的奥秘。在戴维逊（J．N。 Davidson）写的那本小册子《核酸的生物化学》里，就有碱基的分子式。我在克莱尔就有这本书。所以，我敢断定我在卡文迪什的便笺纸上画的那些碱基图是正确的。我想把那些位于中心的碱基安排在这样一种位置上，使得外边的骨架完全是规则的。当然，这得首先假定每个核苷酸的糖和磷酸基团都有完全相同的三维结构。但是，每当想找出一个答案的时候，我总是碰到这个障碍；我发现四个碱基都有完全不同的形状。而且，我还完全有理由相信，特定的多核苷酸链的碱基顺序是很不规则的。这样，除非有什么特别的诀窍，否则，随便地把两条核苷酸链绕在一起，只能导致混乱。在某些部位，那些大的碱基应该互相靠在一起，而在另一些部位，彼此对称的一些小的碱基之间必定会留有空隙，否则，它们的骨架就要凹陷变形。
怎样才能用碱基之间的氢键把交织的多核苷酸链联结在一起，也是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一年多以来，克里克和我否定了碱基可能构成规则的氢键。可是现在问题很清楚，我们完全错了。碱基上的一个或几个氢原子可以从某个位置移到另一个位置。最初我们认为这种现象（互变异构）表明，一个碱基所有可能的互变异构体的频率是均等的。最近，我又阅读了戈兰德（J．M。 Gulland）和乔丹（D。O。Jordan）关于DNA酸碱滴定的文章，使我非常信服他们那有力的结论：即如果不是全部，至少大部分碱基能够形成与其他碱基相连的氢键。更重要的是，在很低浓度的DNA中，这些氢键依然存在。这充分说明，就是这些氢键把同一个分子中的碱基联接在一起。此外，x 射线的实验结果也指出，至今研究过的碱基都能构成在立体化学范围内尽可能多的不规则氢键。这样，问题的关键显然就在于支配碱基之间氢键的规律上了。
我看电影也好，不 看也罢，我漫不经心地画出来的碱基图，起初对于解决氢键问题毫无帮助。即使把“狂欢”这个字眼从脑子里完全清除了出去，也没能使我对氢键得出一个合理的结论。在我入睡的时候，正是盼望着第二天下午在唐宁街举行的大学联欢会上，能有许多漂亮姑娘。可是第二天一早我赶到会场，看到一队健壮的曲棍球队员和一群初出茅庐的拘谨少女，就感到大失所望。福卡德也立即发觉这儿不是他久留之地。为了礼貌，我们还是在那几呆了一会儿。这时，我告诉他，我怎样正在和彼得的父亲竞赛，争夺诺贝尔奖金。
几天后，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