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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更主要的是，德尔布吕克对在科学研究中实行保密的作法是深恶痛绝的。他不想让鲍林为此事再牵肠挂肚。
鲍林和德尔布吕克一样，得到消息后由衷地感到高兴。如果换在平常，鲍林肯定会为自己观点的优越性极力辩解。可是这一次他不得不由于自体互补DNA分子的重要生物学意义而最终退出这次角逐。不过，在认输之前，他很想看看金氏学院研究小组得到的证据。他希望在三个星期后，也就是四月份的第二周，去布鲁塞尔参加一个关于蛋白质的索尔维（solvay）会议时，能看到这方面的材料。
3月18日，我刚从巴黎回来就从德尔布吕克的信中得知，鲍林已了解了我们研究DNA的情况。因为碱基对的证据越来越充分，我们也就不在乎了。一个关键性的消息是在巴斯德研究所偶尔得到的。在那儿我碰到一位加拿大生物化学家怀特（Gerry Wyatt）。他知道许多有关DNA的碱基比率，并且刚刚分析过T2、T4和T6噬菌体的DNA。在过去两年中，人们传说这种DNA缺少胞嘧啶。这种现象很奇怪。很明显，从我们的模型看这是不可能的。可是怀特声称，他和科恩（seymour Cohen）以及赫尔希证明这些噬菌体内含有一种弱型胞嘧啶，也就是5…羟甲基胞嘧啶。最重要的是它的数量与鸟嘌呤相等。既然5…羟甲基胞嘧啶与胞嘧啶一样，可以形成氢键，这就为双螺旋结构又提供了一个绝妙的证据。还有一件事情也很叫人高兴，那就是这些数据非常精确，这比以前进行的分析工作更进一步地证实了腺嘌呤、胸腺嘧啶以及鸟嘌呤都与胞嘧啶等量。
我不在的时候，克里克就着手进行A型DNA分子结构的研究。威尔金斯实验室以前的工作表明，结晶的A型DNA纤维在吸收了水分后能够变长，并转变为B型。克里克推测，把碱基对倾斜可以得到一个更为紧凑的A型DNA结构，可以沿纤维轴使碱基对的距离缩短到2。6埃。他于是着手建造一个碱基对倾斜的模型。尽管这比建造一个更为松散的B型结构要困难些； 但是等我回来时，一个满意的A型模型已经搞出来了。
下一个星期，我们为《自然》杂志写的论文第一稿已经分发出去，其中两份手稿送到了伦敦，请威尔金斯和罗西指教。他们除了要我们提一下在我们之前，他们实验室里的弗雷泽就已考虑过氢键联结碱基的问题以外，没有表示实质性的反对意见。可是，对于弗雷泽研究工作的细节，我们以前一直一无所知。他一直在研究由氢键在正中联结的三个碱基。当时我们知道其中许多互变异构体都是错误的。因而，他的见解看来并不值得重提，即使重提，结果也只能迅速重新埋葬。可是，威尔金斯知道我们持不同意见时，好象有点不太高兴。于是，我们在文章中又写进几句必要的补充说明。罗西和威尔金斯两人各自的论文基本上包括了相同的内容，并都用碱基对阐述他们的研究结果。克里克曾想扩大篇幅详细论述DNA结构的生物学意义。然而，他后来终于意识到还是简单提一下为好，因此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我们当然注意到了我们提出的专一碱基对直接揭示了遗传物质的一种可能的复制机理”。
给布喇格爵土看的是那篇论文的最后定稿。他建议在文体上略加修改，然后就很热情地表示愿意写一封推荐信，连同这篇文章一起寄给《自然》杂志。DNA结构问题得到解决使布喇格感到由衷的高兴。一个明显的原因就是这顶成果是在卡文迪什实验室完成的，而不是在帕萨迪纳实验室。更为重要的是，这项成果是如此出乎意料的漂亮，同时，他四十年前创立的X射线方法在探索生命本质的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三月底最后的一个周末，文章已最后定稿并准备打印了。可是卡文迪什实验室的打字员不在，这项简单的工作就交给了我的姐姐。说服她这样度过一个周末的下午是不成问题的。因为我们对她说，她所参加的这项工作称得上自达尔文的“进化论”发表以来，在生物学领域内最轰动的事件。在她打字时，克里克和我就站在她旁边。这篇九百字的文章是这样开头的：“我们拟提出脱氧核糖核酸（DNA）盐的一种结构。这种结构的崭新特点具有重要的生物学意义”。星期二我们把这篇稿子送到布喇格的办公室，4月2日星期三，就送到了《自然》杂志编辑手中。
星期五晚上鲍林抵达剑桥。他在赴布鲁塞尔参加索尔维会议途中，在剑桥作短暂停留。一方面看望彼得，另一方面可以看看模型。彼得竟不加思索地将他安排在“老妈”旅馆。我们很快就发现，他其实更喜欢另找一家旅馆。与外国女孩子共进早餐并不能弥补他房间里没有热水的不足。星期六清晨，彼得把他父亲领到了办公室。鲍林先和多纳休聊了一些加州理工学院的新闻。接着他就参观了模型。尽管他仍然想了解金氏学院实验室的定量测定结果，但是，我们只给他看了罗西的B型结构原始照片的复本，以此为我们的论点提供证据。王牌都在我们手里。这样，他温文尔雅地表示，我们确实解决了DNA的结构问题。
这时布喇格来找鲍林，要鲍林和彼得一起到他家吃午饭。那天晚上，鲍林父子以及我和我姐姐一起参加了克里克夫妇在“葡萄牙地”为我们举行的一次家宴。大概是因为鲍林的出席，克里克多少有点沉默，尽量让鲍林对我姐姐和奥迪尔大献殷勤。虽然我们喝了不少葡萄酒，可是话不投机。我感到鲍林情愿同我这个乳臭未干的后生谈话，而不愿同克里克多啰嗦。谈话没有持续多久，因为鲍林还未习惯加利福尼亚与剑桥的时差，觉得有些疲惫不堪。这样，晚宴在午夜时分就结束了。
第二天下午，我姐姐和我飞往巴黎，又过一天，彼得也来和我们会合。十天以后，我姐姐将乘船到美国，然后再去日本，同她在大学结识的一个美国人结婚。这是我们呆在一起的最后几天了。至少今后再也不能如此无忧无虑了。这种无忧无虑是摆脱了很容易叫人又爱又讨厌的中西部地区和美国文化传统羁绊的象征。星期一清晨，我们去佛宝瑞·圣·荷璃（Faubourg St．Honore）最后一次领略它的迷人风光。在那儿，我突然发现了一家出售各种时髦阳伞的商店。我想应该买一把送给我姐姐，作为给她的结婚礼品。于是我就买了一把。后来，我姐姐找了一位朋友去喝茶，而我则穿过塞纳河回到卢森堡宫附近我们住的旅馆去了。那天正是我的生日，晚上彼得要来向我表示祝贺。可是，现在我却是孤零零的一个人，望着那些在圣·吉门（St．Germain des Pres）附近的长发姑娘。我知道她们对我不会感兴趣的。找已经二十五岁，早过了风流年华。
尾声本书所提及的人物现在几乎都还健在，并仍在积极从事研究工作。卡尔喀已来美国任哈佛医学院的生物化学教授。肯德鲁和佩鲁兹仍留在剑桥，继续从事蛋白质X射线的研究。他们因这方面的成就获得了1962年度的诺贝尔化学奖金。布喇格爵士在1954年移居伦敦，任皇家学院院长。他对蛋白质结构仍然怀有浓厚的兴趣。赫克斯利在伦敦呆了几年，就回剑桥继续从事肌肉收缩机理的研究。克里克在布鲁克林呆了一年后又回到剑桥，探索有关遗传密码的性质和作用。在过去的十年里，他已被世界公认为这一领域首屈一指的人物。威尔金斯这几年仍把精力集中在DNA工作上。他和他的同事们证实了双螺旋结构的基本特征无疑是正确的。后来，他对核搪核酸的结构又作出了重大贡献。接着他就转向神经系统的组织和作用的研究。彼得现住在伦敦，在伦敦大学院教授化学。他那位在加州理工学院执教的父亲最近已经退休。现在他的科学工作集中于原子核结构和理论结构化学的研究上。我的姐姐伊丽莎白在东方居住了多年，现在同她的那位出版商丈夫以及三个孩子住在华盛顿。
本书所述事实与细节，凡与他们记忆不符之处，只要他们愿意，鄙人欢迎指正。不过遗憾的是，罗莎琳德·富兰克林已于1958年中年夭折，时年37岁。鉴于我曾对她的学术和个人品德方面有过错误的评价（如本书的前半部记述的那样）。所以现在有必要阐述一下她所取得的成就。她在金氏学院实验室所从事的X射线的研究工作越来越被认为是杰出的。区别DNA的A型和B型结构，这项工作本身就足以使她赢得声誉。更为出色的是，她在195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