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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通货膨胀的一个最有力的政治理由是，一旦承认了采用这种办法的可能性，就无法相信政府会知道把界线划在哪里。奉行预算必须平衡的原则的最大好处是，它使财政部长能够在内阁里约束他的同事。他们可能十分雄辩地为扩大某种服务申述理由，但是只要财政部长的预算必须是平衡的，他的地位就是无懈可击的。一旦放弃这一原则，对政府开支还有什么控制呢？解决这一难题的一个办法是有两个预算，一个预算的经费只能来自岁入，另一个预算只包括那些迅速增加产出的服务（尤其是用于土地开垦、乡村水利、培训设施和农业推广的开支，）它可通过建立信贷来获得经费。但是，这并没有把问题全都解决了，因为随后就可能对什么应转入第二个预算发生争论。什么行政手段都不能使政府摆脱既要勇敢又要克制的必要性。
除了税收和建立信贷以外，另一个岁入来源是政府机构中的小额储蓄，其中最重要的是邮政储金局。在那些为这一运动作过努力的欠发达国家内，各种小额储蓄，包括合作运动中的储蓄和友好团体中的储蓄，数额各不相同，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从零到２％左右都有。毋庸说，促进这种储蓄是多么重要。对储蓄者来说，这种储蓄表示独立、自尊和有备无患，这一点甚至比这种储蓄对国家财政问题作出的贡献更为重要。在这方面，取得最大成功的国家是日本，据估计，那里的小额储蓄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高达８％。这无疑是值得效法的榜样（第五章第二节（二））。
最后，还存在着在国外筹集资金的可能性，不管是靠赠款还是贷款。有些国家这样做的条件比别的国家好。但是，把欠发达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前景似乎并不十分光明。非洲和亚洲（不包括中国、日本和苏联）的年国民收入加起来为７５０亿美元。这个数字的１％为７．５亿美元，远远超过现在流入那两个洲的所有外国投资和外国援助。如果要使那两个洲的资本形成达到占国民净收入的１２％，所需数额远远超出任何可能的外国投资或外国援助。因此，不管这些国家能从国外得到什么，如果它们要想取得很大的进展，就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
没有理由怀疑，大多数欠发达国家如果愿意的话，是可以大大增加资本形成的。摆在它们面前的是苏联和日本的榜样，这两个国家的实际人均产出上升得比别国快，即年率为３％左右，而居第二位的美国，不到２％。自１９２９年以来，苏联一直是那个速度，而日本自１９世纪７０年代以来也一直是那个速度。（产出增加同消费增加是不一样的；由于用于国防和资本形成的产出大量增加，苏联１９３９年的人均消费水平并不比１９２９年高。）这种高速的增长同人们生活的每个方面发生的变化都有联系，包括净资本形成每年的年率达到１５％以上。在这两种情况下，通货膨胀和高税收都发挥了重大作用。
苏联把注意力集中在工业化上，同农民进行斗争，而不是教他们如何提高每英亩的产量。在１０年的时间内，它的大规模工业产出增加了两倍，而农业产出的增长速度仅略高于人口的增长速度。这种不平衡造成了物价猛涨，在１０年时间内，物价差不多上涨了６倍。日本人比较明智，整个说来，他们的产出增长很快，同苏联差不多，但是他们对工业和农业予以同样的重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３０年内，他们的人均农业产出增加了一倍。但是即使如此以及大量征税，他们的价格在这一时期内也只涨了一倍。看来，如果没有某种程度的通货膨胀，要达到这种高度的资本形成率和增长率是不可能的，因为除此以外，要达到为１５％以上的净资本形成所需要的税收和储蓄水平是做不到的。但是，如果政府和人民都抱有经济增长的目标，即使没有通货膨胀，通过税收和自愿储蓄，要达到１０—１２％的资本形成水平仍然是可能的，而且应当更易达到，因为在那两国的经济中，都存在着剩余劳动力，这使得有可能创造某种形式的有用的资本，而且在这样做的时候，不降低消费水平。
使人产生疑问的并不是加快资本形成的速度在经济上是否可能，而是在民主社会中这样做在政治上是否可能。主要问题是，对农民适当征税在政治上是否可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第五章第二节（二）），在不发达国家，不征收大量农业税来促进资本形成，要大大加快资本形成的速度是不可能的。极权主义政权可以做到这一点，它们基本上就是这样做的；但是它们无需担心投票箱的情况。民主政权也可以这样做——加纳和缅甸目前就是这样做的，但是只有在它们的政治领导人得到民众的广泛信任和支持时，它们才能这样做。
在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内，新兴民族主义政权已经在高涨的民族情绪潮流中执政；有待分晓的是，它们是否具有使它们的国家摆脱贫困的勇气和决心。
＇英＇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
第七章 政府
第三节 权力和政治
政府可以对经济的增长产生明显的影响。如果政府处事正确，就会促进增长。如果它们做得太少或太多，或处事错误，就会妨碍增长。在本节中，我们首先研究为什么会妨碍增长，最后问一下什么样的社会条件才能产生好政府。
（一） 通往停滞之路
我们认为在９种情况下政府可能会使经济停滞或下降，这就是：维持不了秩序，对公民进行掠夺，鼓动一个阶级剥削另一个阶级，阻碍对外交流，忽视公共服务，过分放任自流，控制过严，花钱过多和进行劳民伤财的战争。对每一点都可以说几句话。
软弱的政府在国内维持不了秩序。抢劫和纵火使财产难以保持安全。土匪、劫匪和拦路强盗抢劫旅客，使国内的商业减少。地方首领叛乱，使贸易受损失，把国家投入内战之中。每当统治者去世，必发生争夺继承权的斗争。世界的大部分历史都可以这样写，只是有时候出现了某个强大的帝国，维护了广大地区的和平。这基本上是一个在全国范围内保持一支有效的警察部队、有效的法庭和一个忠诚的政府的问题。
但是，世界各国人民并不普遍知道这样做的奥秘。政府靠服从来统治，一旦服从的意志崩溃，要维持秩序就极为困难，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因此，问题并不仅仅在于建立正确的机构，而是要以自己的行动使人民认识到服从是一种权利并甘愿服从。经济发展可能会使服从比较容易，因为可以把更大的权力集中在政府手里，并以新的武器——报纸及电台——来影响人们的思想。尽管如此，１９００年的世界秩序没有１９５４年那么混乱。
不腐败的政府极少，而腐败是妨碍经济增长的第二个因素。在大多数国家内，文官或政治家，或两者认为自己有权靠贪污、盗用公款、裙带风或使自己得到有利的合同来发财。
实际上，１９世纪是怎样制止这种行为的，使人感到有点迷惑不解。在１８００年，英国的官场生活同其他大多数国家的官场生活一样腐败，但是到１９００年，舆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而使腐败风气大大减少了。毫无疑问，在某些国家内，腐败的原因之一是公务人员薪金太低；如果公务人员的薪金相当优厚，而不比同行业的同行低得多，那么消除腐败风气就会容易得多。无论如何，腐败对经济增长的有害影响可能被大大夸大了。从商人的观点来看，贪污只是对服务的一种支付形式。如果所需贿赂数量不大，同与他们有关的交易的利润有关，如果这种贿赂在签订合同时是可以预料到的，那么像其他成本一样，它们也只是一种成本，在价格中转嫁给消费者。对生意起妨碍作用的是官员们出人意料的行为；不知道谁会突然蹦出来要钱，不知道用多少钱才能收买他。在资本主义前的社会里，商人阶级通常受贵族及王子们的摆布，他们要求提供贷款而无意偿还，他们随心所欲地征税，迫使资本家以易于隐藏和易于转移的方式保存财富。结果妨碍了生产性投资，这就是那些国家的经济中资本主义部分发展得如此缓慢的主要原因之一（第五章第二节（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