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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待我们这个问题的另一种态度认为，解决办法在于同一种文化。如果一个国家的成员都是同一种族，信仰同一宗教，使用同一语言，他们就会减少争吵，可能养成一种宽容的习惯。如果财富也广泛地分配，没有巨富和赤贫，政治生活就会比较简单。另一方面，同一种文化虽然会消除产生某些斗争的原因，但不能保证政府会积极地或明智地行动。此外，一些最好的政府却是比较公正地统治着许多种族、宗教和文化的帝国政府。宽容是在许多土地上生长的植物。
对那些相信原罪的人来说，好政府在一个国家的历史上始终是一个暂时的阶段，因为人类无法防止政府走向导致经济停滞的某个方向。于是，野心勃勃的国家就会情不自禁地发动一系列的侵略战争，在几十年内，可能会带来收获，但是最终会使国家毁灭（第六章第三节（三））。或者如果和平保持了几十年，官僚们就会出来过分增大政府开支，沉重的税收会把国家毁掉。或者控制经济和纠正错误的欲望过于强烈，无法抑制，大量的控制条例会窒息个人积极性。或者政府不可避免地卷入阶级纠纷，干扰企业家，把农民置于农奴状态，支持剥削或者限制积极性。如果我们这样看问题，那么鉴于人类智慧的局限性及等待着不谨慎的政治家的无数的诱惑，令人感到奇怪的倒并不是人类历史上好政府多么少，而是与此相反，好政府多么多。
如果我们想在本书中找到了解人类历史的线索，我们是找不到的。也许线索是不存在的。我们对人类行为作出的每一个解释本身只是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如果我们要问为什么每个民族作出了某种选择，答案通常要从该民族的历史中去找。但是如果我们要问它为什么会有那种历史，我们就会重新回到神秘莫测的宇宙中去。幸运的是，并不是所有的答案都得依靠历史。如果一个国家在适当的时候很幸运地拥有正确的领袖，它就有可能开创新的局面。归根结底，历史只不过是人们对他们时代的挑战如何作出反应的记录。所有国家只要鼓起足够的勇气和决心，都有它们可以抓住的机会。
＇英＇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
附录 经济增长是否可取？
像其他任何事情一样，经济增长是要付出代价的。如果经济增长可以在不产生任何不利条件的情况下实现，那么人人都会完全赞成。但是，由于经济增长有其实际的不利条件，人们根据其对利弊的不同估计对经济增长采取不同的态度。
他们可能不喜欢同经济增长联系在一起的社会，而喜欢在稳定的社会中盛行的那种态度和制度。或者即使他们适应增长社会的制度，他们也可能不喜欢由稳定社会转变为增长社会的那个过渡过程；因此，他们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增长带来的好处与增长造成的动荡的代价相比是不值得的，或者增长应当逐步实现，这样社会就有尽可能长的时间来适应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变化。我们首先谈增长的有利条件，然后再从增长所需要的态度以及在过渡过程中出现的动荡的角度来考虑增长的代价。
（一）经济增长的好处
经济增长的好处并不是财富增加了幸福，而是财富增加了人们选择的范围。把财富和幸福联系起来是很难的。幸福来自一个人对生活的看法：随遇而安，乐观开朗和不为未来担心。财富增加的财力如超过财富增加的欲望，会增加幸福，但情况不一定如此，还没有证据证明，富人比穷人幸福，或者个人的幸福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如果在获得财富以后，不再随遇而安，而是对财力和前途更加担心了，那么财富会减少幸福。的确有一些说明这种情况的证据。只要经济增长来自机警地捕捉经济机会，那么与人们不那么关心增长的社会相比，幸福必然会少一些。证据表明，美利坚合众国精神上的动荡比其他国家严重得多，即使考虑统计报告中的差别，至少可以相信，自杀率高同在一个已经富有的社会中追求更大的成功的努力是有因果关系的。我们当然不能说，增加财富会增加幸福，我们也不能说，增加财富会减少幸福，即使我们能这样说，那也不能成为反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理由，因为幸福并不是生活中唯一的好事。我们不知道生活的目的是什么，但是，如果是幸福，那么演变可能老早就停止了，因为没有理由认为，人比猪或比鱼更幸福。人与猪的差别在于，人有控制自己的环境的更大的能力；而不在于人更加幸福。在这一较量中，经济增长是十分可取的。
经济增长的理由是，它使人类具有控制自己环境的更大能力，因此增加了人类的自由。
我们首先可以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看到这一点。在原始阶段，人类得为生存而斗争。他们经过极其艰苦的劳动，从土地上得到仅够维持生活的东西。每年，他们有几个月的时间忍饥挨饿，因为当年的收获吃不到下一个收获期。他们经常遭到饥荒、瘟疫和传染病的危害。他们的孩子有一半不到１０岁就死去了，他们的妻子到４０岁就是满脸皱纹的老妇了。
经济增长使他们能够摆脱这种无能为力的状态。技术的改进减少了劳动量，增加了食物的数量和品种。饥荒消除了，婴儿死亡率从３０％下降到３％；死亡率从４％下降到１％。霍乱、天花、疟疾、钩虫病、黄热病、瘟疫、麻疯病和肺病完全消失了。因此，生活本身摆脱了一些自然威胁。并不是人人都认为这是一种进步。如果你认为活着不如死了好，最好是不生，那么你就不会认为经济增长使死亡率下降这一事实了不起。但是我们大多数人仍然很原始，以致理所当然地认为，活着比死好。
经济增长也使我们有了选择更多空闲时间的自由。在原始状态，我们仅仅为了活命就得拼命劳动。经济增长以后，我们就能希望有更多的空闲时间或更多的物品，实际上，我们的确希望既有更多的空闲时间又有更多的物品。如果贫穷的农业国与富有的工业国相比，会得到一个相反的印象，因为在农业国，当天气不利于农业的时候，在一年的很大一部分时间里，人们都无事可做，而在工业国，人们一年到头都正常地劳动；但是这是一种错误的比较。如果我们不是用工业去与农业相比，而是用富国的工业部门与穷国的工业部门相比，同样再对这两类国家的农业部门进行比较，我们将会几乎毫无例外地发现，随着收入的增加，每个部门的劳动时间都会缩短随着使用的机械力量的增加，劳动的艰苦程度也会减轻。
另外，经济增长除了使我们得到的货物和空闲时间增加以外，得到的服务也会增加。在最穷的社会里，为了获得粮食，需要有６０％或７０％的人从事农业，而在最富的国家里，有１２—１５％的人从事农业就足以提供好一倍的营养标准。因此，越富的国家就越能腾出人来从事其他的活动——当医生、护士和牙科医生；当教师；当演员和表演者；当艺术家和音乐家。哲学家们所珍视的许多“高等”活动——艺术、音乐、研究哲学本身——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奢侈品，只有随着经济的增长使越来越多的人摆脱生产粮食的基本任务，社会才能开展那些活动。诚然，只需要较少的剩余就可以支持艺术活动，一些最高的艺术成就是在广大群众还很贫穷的社会中产生的。上世纪生活水平的提高扩大了欣赏和实践艺术的机会，而不一定会对最好的艺术的质量和数量产生什么影响。但是，且不说最高的艺术，群众的空闲时间以及欣赏以前只供极少数人欣赏的奢侈品的机会无疑大大增加了。今天，听最优秀的作曲家的作品的人比莫扎特或巴赫时代听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