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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的影响也取决于财产是否完全由长子继承，或者取决于在其它家庭成员中财产如何分配。长子继承可以使全部家产保持完整，在有规模经济的地方，或者在财产已经很小，再进一步分割就不经济的农业地区，这是很重要的。但是，如果继承人可能共同经营财产，而不用再行分割的话，这一点就不那么重要了。另一方面，长子继承权有助于维持一种财产不平均分配的制度，这对家庭其它成员也许是不公平的。长子也不总是最能干的儿子，这一点在继承人并不是长子，而是由遗嘱所指定的儿子的制度（通常是政治制度而不是经济制度）中得到了承认。一些经济学家为长子继承权辩护说：这一制度迫使小儿子们勤奋起来；另一些经济学家则说：这会迫使贵族的小儿子们进入中层阶级，使阶级之间不再相互蔑视，从而增进社会的团结和流动性；但是，如果把这些论点提高到逻辑结论的程度，必将支持完全取消财产继承权。
虽然遗赠财产权对想发财致富的人是一种刺激，但我们也必须估计到使继承人放松努力的程度。继承人有时会受到先辈们树立的榜样的鼓舞，也许会把他们继承的遗产当作一种信托财产，他们不仅有责任去维护这种财产，而且有责任去扩大这种财产。但是，他们往往作出相反的反应。总的来看，如果继承财产并没有成为继承人逃避艰苦劳动的借口，他们几乎肯定会过更为有益的生活。
财产的继承也减少了社会的纵向流动和进取心，这一点在某些农业地区可以看得非常明显，在那里，所有土地都属于为数很少的几家人，而其余的所有家庭都注定一代一代地生活在社会的底层。财产继承的作用是：每一代人开始时情况只对少数成员极为有利，而这些人的才能未必比别人优越，而且往往未加好好培养，因为继承财产使他们无需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才能。在那些开始时一切都人人平等的社会里，经济发展速度可能会较快，而在那些故意使情况有利于有卓越才能的人的社会里，经济发展速度会更快。
（四） 农业组织
有关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法律和惯例，在经济上具有最重要的意义，在农业是主要活动形式的比较贫穷的地区里，尤其是这样。同时，土地在决定政治和社会地位方面起着巨大的作用，所以在制订规章和形成惯例时，很少考虑经济因素。从经济增长的观点来看，我们感兴趣的是农田的使用权、农场的大小，以及这些事情与奖励、资本形成和技术革新之间的关系。
首先谈谈土地公有问题。使用这个词具有三种不同的含义。此处用的是第一种含义，即几个人有权使用同一块土地，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需要使用土地，比如在这块土地上放牧牲畜，或在这块土地上砍柴。这同第二种含义是不同的。第二种含义指的是人们在统一权力机构的管理下在同一块土地上一起劳动，分配收入，这就是农业合作社或集体农庄。我们已在本章的前面一部分［第一节（三）］论述过它的主要问题，而且还要在本小节的末尾再次谈到这一点。第三种含义是这样一种情况，即每个人都有权独自使用某一块土地，但是他对土地的支配权要受限制，因为从理论上讲，土地是属于首领或部落的。由于差不多在每个社会里，土地的使用和支配都受限制，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公共”所有权和“完全保有”所有权仅仅在程度上有所不同。如果我们将所有那些个人有使用土地的专有权的情况都看作是“个人”所有权（用个人这个词来代表家庭），那么在苏俄以外几乎所有的地方都可说是实行个人土地所有权。我们所要谈的主要就是这种形式的所有权。但是，首先我们必须就上述第一个含义的公共所有权进行论述，在那种情况下土地公共使用，但不实行集体管理或分配集体收入。
个人所有权无疑比公共所有权优越。这首先表现在它对投资和革新的影响。如果许多人都自由地使用同一块土地，而各人都为各人的目的，他们就会对土地进行掠夺式使用而不投入任何东西。在这些情况下，一旦土地开始不足，它也会开始由于耕种过度、放牧过分、或由于没有采取适宜措施保护土壤而变得贫瘠。个人在改良土壤、施用化肥、兴修水利或改善草地上投资得不到好处。如果果实归己的权利得到承认，人们就会种植果树，这种权利通常是得到承认的，但他们种树不是为了一般用途，如乘凉或造林等。在非洲，由于人口与土地相比为数甚少，公共所有权算行得通，但是，在人口压力大的地方，这种所有权会破坏土地。除了投资以外，公共所有权对于革新是一个障碍。牲畜如不加以隔离和控制交配，就不能选择优良品种。在公共活动按老规矩进行的环境下，也不便于对新型的耕作方法进行实验。这就是为什么公共所有权在５０年前盛行的地方迅速消失的原因。许多人出于感情上的原因对公共所有权的消失感到遗憾，可是那种制度与经济发展无疑是格格不入的。
至于个人所有权，我们发现，在有记载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多数农民是根据租佃合同而占有土地的。因此，我们首先探讨一下佃农和地主之间的关系，这涉及对迫迁的补偿、租佃权利以及缴租的形式和数量等问题。
之所以需要给予补偿是因为有这样一项原则，即必须保证佃农得到他自己的劳动果实。假使要佃农对土地进行投资，那么必须对他保证，在他失去土地时，要对他所作的其效益尚未用尽的一切改良进行补偿。否则，他就不会种树，不会建造许多建筑物，不会改进排灌系统，也不会进行任何其他投资。这种保护产生的必然结果是，地主必须事先答应作出要求予以保护的改进。在大多数先进的国家中，法律规定了这种保护；但在原始国家里，这种规定不是普遍现象而是例外，因此佃农很小心，不投资改善土地，甚至让土地丧失肥力，如果地主不追究责任的话。
许多国家并不满足于保护效益未用尽的改良，它们还在法律上保护所有权。至少它们规定了发出通知的最短期限，而在比较极端的情况下，法律规定佃农只要耕作有方，就有权留在土地上（如在联合王国），甚至可以保证他的继承者享有继续租用土地的权利，只要有能力就行。这样的法律发生作用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为实施这种法律而设立的法庭的性质。在“民主”国家里，要收回佃农所租的土地几乎是不可能的，哪怕是一名坏的佃农，除非他在明显地毁坏农田；而在“保守的”国家里，法律甚至对最好的佃农也不提供什么保护。这种法律的意义就是给予佃农以充分的保障，使他们对长期的改良进行投资。也有人反对给予太多的保障，希望保证土地的流动性。但我们将在后面探讨也应加以保障的农民完全保有的所有权时再谈这个问题。
我们所说的地租形式是指固定地租或比例地租。固定地租，在年景不好时，对于小农可能负担过重，把好年景和坏年景合在一起计算，固定地租还是完全可以负担的。地租可以固定用钱或实物来缴纳。若是由于歉收而造成年景不好，固定用实物交租会给农民造成较重的负担；若是由于价格低廉而造成年景不好，固定用货币交租会给农民造成较重的负担；由于这两种情况对农民都不利，所以，以货币交租与以实物交租这两者之间没有多大选择余地，除非是在战争时期，那时候，固定以货币交租的农民很占便宜，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是这样。但是，如果从整个世界来看，多数地租是不固定的，而是按比例交纳的。农民根据收成（或收入）情况按比例向地主交租，从四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不等，视土地的多少而定。
贫苦农民是欢迎比例地租的，因为在年景不好时他们承受的负担要比固定地租少。在年景好的时候，他们多给地主交租——而且他们那时多交一些也是承担得起的。不管怎样，地租的数量在年景好和年景差之间可以拉平。但是，分成地租往往受到经济学家的攻击，认为这种办法会减少农民进行改良的积极性。因为要使一项改良值得进行，并对农民有利，那么地租占一半时这种改良生产出来的东西就得比在实行固定地租时生产出来的东西多一倍。这就是说农民要承担改良的一切费用。在比较先进的分益制或分成制（比例地租的名称）中，地主承担改良的一部分费用，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