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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
第三章 经济制度
第五节 制度的变化
（一） 变化的过程
到目前为止，我们只从社会制度与经济增长相一致的角度探讨了社会制度问题。下面让我们来探讨制度如何变化以及这种变化是否符合事先确定的路线。
或许最好从一开始就提醒我们自己，经济的变化并不完全产生于制度的变化。经济增长可能产生于资本形成的增加，新技术知识的应用，或者不是源于制度变化的其它因素。说明这一点的一个明显的例证产生于外国人带来新知识或者新资本的时候。源于这些因素之一的增长差不多肯定会造成制度的变化。相反，制度的变化可能不是产生于经济的变化，比如由宗教、政治或自然动乱造成的变化——认为一切社会动乱都是经济问题引起的观点等于是说，唯有经济利益才是人的动力，这显然是错误的。本节仅限于探讨制度变化的性质、原因和影响；但是，这不是说这是经济变化的主要的或唯一的原因。
我们在考查了制度和经济增长的一致性之后得出如下结论：制度促进增长取决于制度使报酬和努力联系在一起的程度；取决于它们允许专业分工和进行贸易的范围；取决于准许找出并抓住经济机会的自由。现在，不同国家的制度在这些方面是大有差异的。任何一个国家的制度无时不在发生变化，纵然有的快些，有的慢些，这些制度可能正以有利于增长的方式发生变化，但也可能正以限制增长的方式发生变化。
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制度的最重要的特点大概是它们允许有多大的活动自由。人们一旦有可能抓住经济机会，便会出现增长，如果经济增长，制度就要适应形势，以便保护积极性和促进贸易。反之，如果机会减少，增长也会下降，制度便开始朝着停滞方向调整。例如，假设在一个社会发现了黄金，那里所有的制度都不利于经济增长——那里只有原始的财产概念，家家都自给自足，除非经过最严格的许可（这是很少见的），不能开展新的活动。然后再假设有些人——不论他是私人还是政府官员——获得特许来开采金矿、雇用劳工并且从海外进口材料和参谋人员。所有这一切都是彻底改革制度所需的。家庭将不再自给自足，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额将有巨大的增长，财产关系将变得微妙而复杂，等等。假使人们有可能抓住机会，他们就会在适当时候相应地改变他们所有的制度。
因此可以说，变化越多，越强劲。一旦经济开始增长，制度将越来越朝着有利于增长的方向发生变化，从而加强促使经济增长的力量。反之，如果经济增长率开始下降，制度将会变得不那么有利于增长；垄断比较易于为人们所接受并比较易于维护，家庭变得更加自给自足，纵向流动减少，社会地位将会在经济上起更大作用，甚至达到走向封建主义的地步。
存在这些累积过程的原因是容易理解的。一种社会制度得以以某种形式存在下去，取决于它是否方便，取决于人们是否认为它公正，取决于效力。如果开始出现增长，所有这些因素将渐渐消失。这种制度将不再为人们提供方便，因为它妨碍经济取得进步的机会。于是人们将不再信赖它。以往用各种教条为其辩护的牧师、律师、经济学家和其他哲学家开始反对旧教条，并以比较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的新教条来取代旧教条。政治力量对比亦随之发生变化。因为新人是靠着经济增长而获得财富和地位的。他们向老的统治阶级挑战，缓慢地或者以比较激进的方式获得政权，并支持新制度而不是支持旧制度。一旦经济开始增长，它无疑会削弱旧制度，并建立比较适应进一步增长的新制度。同样，一旦增长停止下来，适应经济不断增长的制度便不再适宜了。人们也不再相信这种制度；牧师、律师、经济学家和哲学家会转而反对这种制度，主张维持现状的有权势的集团就能进行不利于经济增长的变化。
如果这种变化不是源于经济机会，而是始于制度本身，那么这些累积的力量将会以同样的方式发挥作用。因为在那时，人们变得比较愿意或者更有可能去抓住机会这一事实，本身便会创造或者显示有待抓住的新机会，同时新机会的涌现反过来将支持信仰和制度的变化，正是由于经济机会及信仰和制度彼此累积的这种相互影响，要指出变化的“基本”原因通常是很难做到的，例如，很难说在１３世纪到１６世纪的西欧到底是经济机会日益增多使神学发生变化，最终分成宗教改革派和反改革派呢；还是日益变化的神学观念允许人们利用本来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存在的机会？所有这些问题往往是无法解答的。
使制度适应变化中的经济情况可能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这个过程既不是平衡的，也不是完备的。变化是在信仰和关系网络的某一点上开始发生的，然后从那里向外扩展。结果，文化方面的一些信仰或习惯产生了彻底的变化，而其他信仰或习惯却丝毫未变。新的和旧的交织在一起这是不合逻辑的，而且比例也很不相称，各个社会之间大不相同。转变永远是不完全的。这就是为什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至今仍彼此迥然不同的原因。它们保留资本主义前的观念的比例不同，在亲属关系的亲密程度、机会均等、对待私人企业的态度、对待私人财富的态度等许多问题上存在着差异。一个仅在最近几十年里才加速增长的社会，始终显示出许多不协调的东西。人们要用很长一段时间才能使自己适应货币经济，学会利用以货币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种种机会，以及学会在他们得到钱财以后怎样去花钱和存钱。他们需要一种也许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建立起来的新型道德观，因为他们已不再生活在一个根据地位确定义务的社会里，而是进入了一种新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义务是根据合同确定的，一般说来是根据没有任何亲属关系的人的市场关系确定的。因而，一个迄今一直极其诚实的社会可能会变得极不诚实，直至人们懂得，为了履行以钱来表示的合同，对一个哪怕是完全陌生的人都必须诚实地提供劳务或货物方面的服务。还必须有新的价值观；人们不再尊重原来优越的地位；首领、叔伯祖父和长者不再得到人们自动的服从。领导力量可能转向其他方面，新的领导人要得到或者应该得到像对老领导那样的尊敬恐怕要过很长的时间。旧道德的没落是经济变革中的一个比较痛苦的方面，这也就是为什么道德家和人类学家通常反对变革，或是至少反对迅速变革的一个原因，因为他们知道，迅速变革会促使老的信仰和制度解体，其速度要比建立取代它们的新的信仰和制度的速度来得快。现在另一个引起人们很大注意的不协调的例子是，经济增长开始后不久出现出生率和死亡率之间的不平衡，造成人口增加（当经济衰退伴有人口下降时同样是引人注目的问题）。在一个停滞的社会里，出生率和死亡率均高，两者大致相等。当经济开始增长时，死亡率开始下降；起初仅仅是因为通讯联络的发展和贸易额的增长使得局部的饥荒得到控制，以后是因为公共卫生措施和医疗条件的改善。死亡率下降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出生率才开始下降。在此期间，人口可能会在３０年至６０年内翻一番。一段时间以后，人们才认识到，如果他们要控制死亡率，他们也必须控制出生率（我们将在第六章再论述这个题目）。
面对变化的不协调现象，许多人在问是否能以“平衡”的方式，即防止某些信仰和制度比别的信仰和制度变得快来对社会变革进行调节。答案看来是，这是不可能的。一种文化的众多方面不可能在同一时间里以同样比例发生变化。一些方面感受到的压力比别的方面大，于是便发生变化，在不同程度上拉着别的方面一起变化，我们不可能总是预计到什么先变化，因为这在各个社会因其历史和传统的不同而不同；我们同样不可能预计到文化的哪些方面会被拉着一起变化，或者以什么比例变化。防止变化不平衡的唯一办法就是防止一切变化，但这是谁也无法办到的。
当然，虽然我们不能预见因任何特定事件而产生的所有变化，这是事实，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够对变化的进程施加任何影响。例如，我们知道，工业化过去曾在许多国家造成城市贫民窟；但是我们也知道，如若采用适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