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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国际投资减少到零。在这１０年里，债务偿还额平均超过了新的借款额。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世界生产和贸易已经恢复到超过两次战争期间的水平，但是国际投资额平均每年只有大约２０亿美元，其中不包括美国政府的赠款，也不包括从一个共产党国家向另一个共产党国家转移的款项。如果与２０年代相比，或者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不久的年头相比，这个数字自然是非常小的。如果扣除价格上涨的因素，那么２０年代的投资额到现在应为大约３０亿美元。如果假定投资额随着世界产量的提高而增加，那么正确的数字差不多将近４５亿美元。如果我们要问目前的水平为什么如此之低，答案可以从供求两方面的不足中去找。
在供给方面，我们可以列出的不足如下：（１）西欧相对衰落，（２）可支配的储蓄额减少，（３）要求担保。在需求方面，我们可以指出私人投资领域减少。
而欧的衰落并不是生产的下降，而是可以用于国外投资的国际收支顺差额的下降。用贸易条件不利这个原因是无法解释这种下降的，因为现在欧洲的贸易条件与１９１３年的贸易条件并无很大的不同。也没有证据可以证明现在西欧比１９１３年储蓄得少了，相反倒是有证据可以证明，西欧正将比过去大得多的一部分储蓄额用于国内投资。德国正在实行大规模建设计划。法国经过２５年工业近于停滞的阶段以后正在振兴，并已开始进行国内投资，其水平是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重建初期以来所没有达到过的。英国现在的国内投资率，与它的国民收入相比，是１９世纪７０年代以来所没有达到过的。这些国家无法腾出货物来用于国外投资，因为它们在国内把这些货物用光了。即使在联合王国允许外国政府借款，或者用掉英镑结余的时候，国际收支方面并不总是能实现所需的变动，因为不出口所需的资本货物。因此，不论在纸面上可能作了什么许诺，在资金的国内使用额减少之前，期望西欧再次成为大的资本输出者是没有用处的。究竟什么时候出现这种情况，这是无法预测的。目前投资活动方兴未艾——在住房建筑、电力、农业机械、采煤和其它各方面。在这些方面的某一方面，例如在住房建筑或农业方面达到希望达到的水平的时候可能会到来。如果国内投资额下降，而国内其它需求量没有增加，那就有可能到国外投资。政府使用资金的数额也可能减少，因为这个数额已大大增加了，尤其是在重整军备方面。英国现在（１９５３年）将大约１３％的国民生产总值用于军事目的，而１９３８年为６％。在政府使用资金的数额的下降部分中，有一部分钱用在直接消费上，但是几乎可以肯定，同时税款也会实行一些减免，这种减免使储蓄额增加，而不是使消费额增加。
假设西欧将它自己的储蓄用光了，那么可支配的私人储蓄额相对下降这种情况在其中起多大作用很难确定。如果外国公债在欧洲市场上出售，谁能购买这些公债呢？例如，在战前的英国，扣除所得税以后的股利占公司净收入（未纳税）的５５％，政府拿３２％，各公司保留１３％作为未分配利润。
而在１９５２年，股利已下降到１８％（相当于国民收入的４％），其中还要缴附加税。在这些情况下，只有各公司或政府愿意提供资金，那么到国外进行大规模投资才是可行的。各公司能够而且确实在为对设在外国的子公司或联合公司进行直接投资提供资金。但是最大的国外投资项目往往是购买外国公债，而这不大可能吸引公司的资金。因此，现在向外国政府提供资金差不多完全得依靠政府间转账。美国的情况表明，那里的趋势与西欧是相同的——与公司和政府的储蓄增加有联系的个人可支配储蓄减少了。这种改变不如欧洲明显，但是无论如何，由于已经作了说明的原因，美国私人投资者要么不愿意，要么不能够购买外国公债。因此，未来的国外投资主要应是一个公司直接投资和政府间转账的问题。
由于担心外国政府任意采取行动，尤其是害怕拒绝用外汇调拨利润或抽回资本，害怕实行国有化，直接投资受到了进一步的限制。拒绝使用外汇这种事情在３０年代是经常发生的，其理由往往是没有外汇。输入资本的国家的政府现在被要求宣布它们不会限制转移利润或资本，有好几个国家已经这样做了。宣布这种决定是商誉的重要证据，但是在发生严重外汇危机时，即使最好的商誉也可能不得不向外汇短缺的情况让步。因此，有人已向资本输入国政府建议，在出现严重衰退时，它们在为此目的发放临时外汇贷款方面是有作用可以发挥的。例如，假设Ａ国的一家外国公司在没有外汇的时候申请允许它将利润或资本转移到Ｂ国，这时Ｂ国可以将为此目的所需的款项借给Ａ国中央银行，借期为三年（到那时，危机被认为已经过去）。这样一项计划在华盛顿已经得到赞同，现在正在某几类投资中实行。
国有化是一个比较困难的问题。外国公司希望保证它们不会被收归国有，有些国家的政府正在作出这样的保证，即在一定时间内，比如说公司成立以后的头２５年里，不会实行国有化。这种保证有多大用处，这是值得怀疑的，因为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能够约束它的继承者。一个比较好的保证是，如果公司被收归国有，它们的所有人将得到由独立的仲裁者确定的公平的赔偿，这种保证可以写入一个国家的宪法，这样就不是那么依赖于不断变更的政府的一时的兴致了。人们经常说，现在应该制订某种国际法典或公约，宣布对外国投资者采取差别待遇征税、无偿收归国有、限制转移利润等任意行动为非法。制订这样一项公约将有助于改善国际投资气氛，从而有助于促进它的流动，但是由于规则只有在它们能够实行时才是最有效的，所以资本输入国制订能在它们自己的法庭上对它们的政府实施的国内法律，甚至比通过只能进行道义制裁的国际宣言更为有用。
除了对已经进行的直接投资提供保护以外，还存在着允许什么样的直接投资这个范围更加广泛的问题。如果外国资本的供给量由于我们刚才指出的原因已经减少，那么需求量也减少了，因为在好几个极其重要的领域不再允许进行直接投资了。１９１３年，英国的海外投资分配如下：铁路和其它公用事业为４６％，政府股份为３０％，采矿９％，其它各种投资１５％。如今，大多数国家的政府已将铁路和其它公用事业收归国有，或者打算收归国有，其它许多国家政府反对矿山和种植园由外国经营。结果是外国私人能够进行直接投资的余地就所剩无几了。外国资本是允许进入商业系统的，但是一般说来，商业系统中国内资本是充足的，而为销售农产品设立法定代理机构的趋势进一步限制了外国私人在商业系统进行投资的范围。在制造业，外国资本通常是很受欢迎的，可是在大多数不发达国家，制成品的需求量很小，所以拉丁美洲是世界上将许多外国资本吸引到制造业的唯一地区。鉴于现在私人直接投资的余地有限，最近几年里美国将７０％的国外投资用于石油工业就不足为奇了。
外国直接投资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通常被不喜欢这种投资的人和支持这种投资的人误解了。支持外国投资的理由是它提供外汇，提高国内收入，并提高国内技能。国内收入增加是因为企业付给当地人民工资和薪金，购买当地供应品，并在当地纳税；所付的这些钱不仅增加了消费量，从而促进当地的生产，而且使得有可能增加当地的储蓄额，还使改善学校、医疗设施和其它固定机构的工作有了资金。如果要在当地资本和外国资本之间作出选择的话，选择前者可能比较有利，但是如果要在外国资本和让资源得不到开发这两者之间作出选择——这种情况比较多——的话，那么毫无疑问，外国投资在提供收入来支付提高消费、教育和国内投资水平方面会发挥非常有益的作用。外国人提供技术可能比他提供资金更为重要。在大多数发展水平低的国家里，带来新技术的是外国人，这些新技术在人民中间的推广使得国家发展起来。
由于这个原因，许多国家在过去千方百计地邀请外国人来开办新工业。如果外国人对他们的技术保密，那么这个国家就得不到最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