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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使储蓄从放款人顺利流向借款人，在制度上必须具备的主要条件是有限责任和很容易销售的资产。
有限责任的原则产生于债权人和合伙人的区别。按照这些概念的原义，债权人是以固定条件出借资本的人：他按规定获得利息，有权到某个日期收回本金，他对企业没有控制权。而合伙人为了获得一份利润进行无限期的投资，他有管理权；法律也规定，他个人的整个财产要对他所参加的任何企业的债务负责，而不仅仅是他投资到企业的那一部分财产。
有限责任使这两个概念形成交瞐e：投资者为了获得一份利润而进行无限期的投资，并在投资伙伴的同意下可以行使管理权（通常是授权给在他控制下的董事们），但是他只是在投资上对企业的债权人负责。之所以有必要规定有限责任是因为出现了这样一些事业，这些事业所需的资本超过两三个合伙经营的伙伴所能筹集到的——尤其是运河、铁路等大规模的投资。有限责任使数以千计的人有可能参加承担风险的事业，他们有管理权，但同时又不必将他们全部私人财产都牵涉进去。
１８世纪的经济学家并不很重视这个原则。他们认为，对于像公用事业那样非常大的事业来说，这个原则是必要的，但是他们又认为，将管理与资本的所有权联系起来是十分重要的，所以在所涉及的资本数量比较少的情况下，事实将会证明合伙经营比成立联合股份公司有效得多，并能站住脚根。他们没有预见到，到１９世纪，在那些希望将他们的投资分得很散的许多人中间，购买有限责任股票的习惯将变得十分普遍，最终将使得有限责任投资成为典型的形式。实际上，也许正是由于这种资金容易筹集，才使资本家对储蓄的态度扩大到社会的其余部分。我们在讨论储蓄时说过，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里，农民、地主、贵族、专业人员和中产阶级等，不是没有盈余，就是用他们的盈余办慈善事业，豢养随从，修建庙宇和纪念碑，或者用于其它非生产性用途；但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后期各阶段，所有这些阶级接受了资本家的思想，认为盈余应当用于生产投资。在后期各阶段，地主购买有限责任股票，甚至连教士也购买这种股票，这种资金的存在也许对储蓄和生产投资思想的普及起了最大的作用。
刺激放款的第二个条件是，放款人应当能够很容易地收回他的资金，办法是或者出卖他的清偿权，或者如果借款人丧失清偿能力，则出售借款人的资产。前者主要是一个是否有适当的方便条件来销售债券、股票、抵押品和汇票的问题。
这样一种市场的存在自然需要有人或机构愿意经营信贷业务，这样，希望收回资金的放款人就可以收回，不会因要求立即偿还而使借款人难堪。这些金融经纪人往往遭到他们的同胞的敌视，但是他们行使的职能显然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他们不存在，那么储蓄者就不大愿意放款了，因为放款以后他们就没有流动资金了，因此生产投资将减少。如果人们研究一下任何迅速发展的社会的经济史，金融市场的扩大始终是初期各阶段的一个显著特点，并且几乎是进一步发展的一个先决条件，这决非偶然。在一切土地都属公有，一切活动都由政府提供资金的社会里，这种市场是不需要的，但是凡是有私人投资的地方，这种市场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不出现一批评通的银行家、商人、证券经纪人和金融家来行使这个职能，那就有必要设立履行这种职能的政府机构。设立一个随时可以购买抵押品、股票、商业票据，或放款人希望脱手的其它金融证券的政府机构在技术上自然是没有困难的，但是由一个政府垄断机构进行这些担风险的活动，能否比在存在着竞争的市场上进行这种活动更有成效或更加便宜，这看来是很值得怀疑的。
在可销售的金融证券的后面是为这种证券作担保的可销售的物质资产——土地、房屋、珠宝、库存商品、机器、工厂等。这一部分是市场问题，一部分是法律问题。在交易额大得需要有一个市场的地方，市场很快就形成了。那些专门创造这种方便条件的人——经营不动产的商人、律师、珠宝商和商品批发商——在我们的同胞中间又是并不总是最受人爱戴的，因为他们这一行业的资本价值是难以预测的并且有时波动很大，这种风险迫使他们在做生意时表现得精明、无情和狠心，如果他们的生意要获得成功的话。但是他们所行使的扩大资产市场的职能，增加了获得流动资金的机会，因此使储蓄者将钱借给生产投资者的风险减少。
除了市场问题以外，与土地所有权和出售土地有关的法律也是十分重要的。在处于发展初期的社会里，土地是借款人拥有的最重要的资产，他们可以把土地用作贷款的抵押品。
有些国家已采取步骤来限制抵押，以防止小农过分落入放债人的手中。除了这个问题以外，如果想鼓励借贷，那么土地应当是可以抵押和出售的，而在法定权利上不会引起许多混乱，这是非常必要的。实行土地登记制度，如有可能，以土地丈量结果为基础，可以减少因界限不明而引起的法律纠纷。
有些社会在确定所有权方面也有困难，在那些社会里，继承法复杂，家族庞大，或者所有者、占用者和社会当局之间权利分配情况复杂，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使得任何一个人或几个人拥有有效所有权的权利受到怀疑。各类抵押品的权利在出售时可能也是一个麻烦，除非法律规定购买者可以获得没有任何负担的所有权。由于欠发达国家的土地法不但是不明确和不确定的，而且通常是极其复杂的，所以处于经济发展初期阶段的立法机构始终有许多工作要做，它们要设法使买卖土地的法律制度即使不井井有条，也至少要很明确。
为了补充私人贷款，欠发达国家的立法机构也参与建立贷款机构的工作；这是因为国家拥有自己可以支配的额外储蓄，或者因为它特别希望鼓励某几类投资。
我们已经讨论了将来政府可能控制许多储蓄的原因。这可能仅仅是它们用征税的方式将本来由私人控制的储蓄拿走：这是高税率对利润的影响。或者可能是政府迫使社会储蓄比它本来愿意储蓄的数额更多的钱，办法是对农民或地主或为了纳税而减少消费量的其它阶级征收高税，或者借助于建立信用或通货膨胀。或者可能是除了向私人借款者开放的资金以外，还有外部资金来源，在当今实行政府间转账的日子里尤譬如此，这些外部资金来源或者采取贷款形式或者采取补助金形式。如今，许多国家的政府已经承担了保证与国民收入相比使资本形成达到高水平的责任，这是它们以前的各届政府所不接受的。它的必然结果是，必须建立机构来处理因此由它们控制的储蓄。
迫切要求建立政府金融机构的另一个原因是想为那些向私人放款者筹集资金有特别困难的集团提供资金。有五个阶级一直受到特别照顾，它们是农民、手工业工人、小消费者、房产主和实业家。
小农无法以低利向私人放款者借钱，因为这类放款要冒风险，因为管理这种借款要支付费用。如果通过乡村信用合作社来放款，那么风险和费用就会大大减少，这种合作社很小，成员们对彼此的事务和信誉一清二楚。这些合作社有时能向商业银行等普通私人放款者借款，或者甚至接受一般公众的存款。然而，通常需要由政府来监督它们的事务，并保证进行有效的管理。一般说，除了信用社从它们自己的社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