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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有：创新的不规则性、银行信贷的灵活性、投资和收入增长之间的不稳定关系，以及收入分配的变化。
创新的不规则性很容易理解。我们常常谈到创新有一个显示逻辑增长模式的趋势。汽车发明以后，它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使自己站住脚，然后才能普及。随之而来的是一个汽车迅速发展，取代其它交通工具，尤其是取代马匹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需要进行巨额投资，不仅要对生产品车的工厂进行投资，而且还要对公路以及一批供应橡胶、锡、钢材、玻璃等原料和部件的辅助行业进行投资。最后，如在美国那样，达到再也无马可取代，几乎家家有汽车的阶段。此后，汽车工业不可能以与中间阶段相同的速度发展，投资率相应下降。实际上，用“逻辑的”这个词来描写每一项创新所发生的情况太顺利了，因为投资是间歇性的。当事实证明汽车很受欢迎时，就会有许多公司满怀热情地转入汽车制造业，并将生产能力扩大到超过当前需求量的程度。有些公司破产了，汽车工业变得不景气。然而需求量继续增长，经过一段时间以后赶上了生产能力。接着又爆发出另一阵热情，并且再次竞相扩大生产能力，随后又出现暂时的停滞状态。正是由于经济增长的性质，人们才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情况，因此人们就要犯错误，不能希望永远能精确地避免这些错误，使得投资额平稳增长。即使在并不涉及多少创新的公认的投资领域，我们也注意到了同样的趋势。人口增长率或多或少是平稳的，但是房屋数量的增长就不平稳了。相反，在每一个工业社会，建房是阵发性的。在一个时期内，到处建房，这种情况大约持续１０年，其间建造了许多房屋，到处都有空闲的房子，大概占１C１０。接着是十来年停建时间。其间人口赶上了住房。于是又开始了新的循环。
由于各行各业投资行为的这种不规律性，因此如果不同的投资方式彼此协调配合，使投资总额不断增长，那是纯属偶然。这要求每一项新的创新都要恰好在其他创新即将失去作用时出现，从而使某一行业投资的波动恰好为其他行业中与其相反的波动所抵消。诚然，总有一些投资机会有待利用，但并无理由说明事情一定会配合得如此天衣无缝。恰恰相反，由于投资的另一种倾向，即一起升降的倾向，这些波动往往互相加强，而不是互相抵消。当对一个重要行业，比如对汽车业和建筑业的投资增加时，所有其他行业也都因由此产生的收入和需求而繁荣起来；此时其他行业的投资者对投资充满信心，并且也加快了其投资速度。另一方面，当对某一重要行业的投资减少时，所有其他行业也转入萧条，投资者失去信心，投资普遍减少。
就所涉及的投资数量，以及达到投资高峰所需时间而言，投资的行业不同，其重要性亦不同。因此，投资活动的水平主要是由重要行业而不是由次要行业决定的；例如，假若建筑业平均占国民总收入的５％，那么它的繁荣（比如增至７％左右）或萧条（比如降至３％左右）对于整个投资活动的水平是大不一样的，而新开奶品店的开业比率的波动则远没有那么重要。同样，如果某一社会着手修建铁路，那么这一活动不仅会吸收大量资本，而且会长期保持高水平，比如说持续二、三十年。在此期间，其他领域的投资会有一些波动，但只要对铁路的投资保持不变，就不会出现大萧条，这就是为什么衰退的程度并不都一样的原因所在。当建筑业或某一项重大革新方兴未艾时发生的衰退不会变得严重，也不会持久；但当建筑业处于发展周期的淡季，或某项重大革新刚过一个顶峰（例如１９２９年美国的汽车）以后发生的衰退可能既严重又持久。由于建筑业平均占投资总额的２５％，其周期为１８—２０年，因此，在经历了几十年的繁荣之后，往往会出现几十年增长较慢的时期也就不足为奇了。
投资往往是一起行动的，这一点我们已经提到，但如果不是由于银行信贷的灵活性，那就不可能达到同样的程度。这是造成波动的第二个主要原因。在１９世纪银行合并运动深入开展之前，工业化国家有数千家银行，每一家银行在信贷发放上又都各行其事。正像投资往往一起行动一样，银行也往往深受经济活动大气候的影响，经济繁荣，则易于扩大信贷（因而进一步促进繁荣）；经济萧条，则信贷紧缩（因而加剧萧条）。中央银行在过去的５０年中所形成的主要职能之一就是对商业银行发放信贷加以控制。中央银行根本没有成功地稳定信贷水平，也没有防止银行信贷的弹性对繁荣的保持和严重的衰退其促进作用，但中央银行的工作毕竟十分有效地防止了极端情况的发生。如果我们把有关１９世纪任何一次危机的记载与２０世纪的英国和自实行“新政”以来的美国任何一次危机加以对比，这一点就看得再清楚不过了。１９世纪发生每一次危机，都有一些银行因在繁荣时期贸然过分发放贷款而遭破产，都有储户害怕银行会被迫关闭而去挤兑。而到了２０世纪中期，这种情况就没有发生。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应当努力使货币“中立化”，也就是说防止实际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出现周期性的增加或减少。假如能够做到这一点，不论是繁荣还是衰退，在程度上都会比较轻，但是这一点是否可行很值得怀疑。此外，另外一些经济学家意识到，繁荣时期发放信贷会使投资水平超过不发放信贷时的水平。他们将这种呈周期性出现的幅度不大的通货膨胀看作是经济增长过程中一个不可避免的特征。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投资与收入增长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如果资本、收入与消费三者之间有着固定比率，那么只要这三者均以适当的比例增长，平衡就能保持。例如，如果投资随着消费增长率的变化而变化，那么即便消费仍在增长，只要消费增长率受到抑制，投资就会减少；投资的减少又会使收入减少，进而使就业机会和消费量减少。迄今，经济周期理论仍未超出对可能存在的抽象关系加以阐述的阶段，这些关系说明了如果增长率偏离了平衡率会如何发生灾难。至于确定它们之间究竟是什么实际关系，这些关系的相对稳定性如何，增长率平衡状态的偏离具有什么定量意义，我们尚未６６３经济增长理论达到这一阶段。但是，“加速原理”（人们这样称收入增长率与投资活动之间的关系）显然已有了某些用途，其中之一就是用于研究库存商品的动态。假定一般要求商品的库存量保持在相当于国民收入的４０％的水平上。现在再假定一开始时失业人数保持在合理水平上，国民收入在两年内增加了１０％，达到了充分就业，然后每年仅增长２％。在头两年里，要求库存量增加１０％，表明每年的投资率相当于国民收入的２％（实际增长可能多于或少于这个数字）。第三年要求增加的库存量仅相当于国民收入的０．８％；因此库存所需要的投资额减少了１．２％的国民收入相当于投资总额减少了比如６％，而这本身可能导致螺旋形下降。实际上，波动会由于失误而进一步加剧。许多商人由于头两年的销售额增加了１０％，于是就希望第三年还会以同样的比率增加。由于达到了充分就业，销售额实际上仅增加了２％，这时他们才发现自己的订货过多，库存超过了预期的数量。此时，为了减少绝对库存量，商界可能会大幅度地减少订货，而不是使积压的库存量从占国民收入的２％下降到占０．８％，这样做当然会引起失业。库存积压量的波动是经济周期的一个显著特点。几乎每一次经济繁荣都与存货，特别是与不顾一切地进行原料的投机买卖有关，原料价格先是狂涨，随后又暴跌。实际上，根本不能指望投资，不论是对建筑业，机械业还是对库存的投资，会以某种平稳持续的比率进行，恰好与收入或消费的平稳增长相对应。正相反，投资是以一种碰运气的方式进行的，在正好适合稳定增长的比率上下波动。
产生波动的第四个原因是经济增长对收入分配所产生的影响，人们不时对这个原因进行辩论。比如，卡尔·马克思所描述的经济周期大致是这样的：经济繁荣时，资本积累起来，对劳动力的需求扩大，最终争夺劳动力的竞争使工资的增长快于物价的上涨，因此使利润减少。随着利润的下降，投资受到抑制，于是就开始衰退。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