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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的自杀可以参考，沈从文不自杀是因为家里人好！社会、家庭只要一边还过得去大家都不会想到死，里、外两边夹着来，不死者几希？
我遗憾就遗憾在这一点上。屈原家属不幸出事的消息为什么不早点传来？而假定恰好屈原正在我们凤凰写他的《山鬼》？我们凤凰山清水秀，沱江两岸树木郁葱，水质滑腻可人，五月的水温在摄氏二十二度上下，是最适宜跳水的。
可惜，可惜：屈原没有想到，后来太史公也没想到，王逸也没想到，古时候这些老夫子们都把跳水点定在汨罗，辜负凤凰那一片山水景致，尤其是耽误了以后我们旅游事业的开发……（你怎么知道在汨罗？你如看见有人跳河为什么不救？史书上也没读到打捞起来的消息，未有始亦无终为何一口咬定在“汨罗”？）
历史家往往把人的生活弄成扁扁的一片或是直来直去。屈原之跳下黄泥巴为底的汨罗，就只是张仪使计，子兰、上官大夫弄了手脚的结果吗？从湖北一口气气到湖南，怀王放逐他三四年，襄王又来了他九年。一个烦恼居然熬了十二三年还想不开，一个活生生的、不停歌辞的情种，“政治”到这种程度？世上怕未必会有这号傻人。
除了老死、病死和意外死亡，世上其它死因都是很“立体”的。
人说真理越辩越明，其实是学问越辩越明。真理是现成的，辩不辩都摆在那里，动不了的。
历史，一代一代的探讨，倒是越来越清楚明白。
我说屈原的经历，从片面到立体，是最近几年我们湖南考古界的劳动贡献。
湘西的沅陵为甚么叫做“陵”？直到出现上千秦楚墓葬才开始有了解答的可能。龙山的里耶也挖出上万竹木简，岂只是竹木简本身的价值？这一大批宝贝的发现，历史古老骨骼才见出鲜活的血络脉理，在某个历史阶段，大战争、大流徙，王公贵胄、档案机密，突然出现于穷乡僻壤，没有道理，才是见鬼咧！
历史家的智慧和劳动，使历史从片面的简册恢复到活生生的立体关系。“陵”有了着落，“简册”有了头绪，伟大的屈原有了依归。
好了，扯远了，还是回到“酒”上来。原来把屈原拉进酒圈子是想沾他老人家一点光，眼看费这么大劲仍然巴结不上。这位老夫子早上喝的木兰之坠露，晚上把掉在地上的秋菊花瓣当饭，是一点酒人的风仪都没有的。好像有人赠送从不抽烟的钱钟书先生一个烟斗，他就说：“你这是送美女给太监嘛！”一样，可算找错了对象。
酒，我很欣赏，可惜一口就醉。在酒朋友旁边醺得面红耳赤倒是常有的事。
但是，我能体会得到“酒”是很妙的东西。
独酌的时候有点像填词、作诗或写散文，啜那么一小口，一粒虾米干丢进喷香的嘴里，仰天眯眼，摇头摆尾，会心之处，难与君说。
如果我有毛主席那么大的权力，我就会说：“酒性就是人性。”
因为酒里头没有遮拦，一旦喝将起来就是娘老子都不认的。喝醉了的小打小闹，绝搞不出人民战争。所以“酒”具备一种和平的素质。醉鬼毫无组织能力，更谈不到战略思想，战争史上从无上千上万炮火连天的“酒鬼战役”。
酒人天生谦虚。给他倒酒你毋须勉强。他说：“少点，少点……”你就顺从地给他倒个浅浅的小半杯。下一杯你倒得再满，他也会对你微笑。……
凤凰县有两父子在家对饮。半酣时父亲对儿子说：“你晓不晓得，我是你爹？”儿子举杯说：“晓得，晓得！喝，喝！”席中时父亲又问：“你晓不晓得，我是你爹？”儿子举杯回答说：“喝！喝！晓得，晓得！”不久，大家都喝得差不多的时候，父亲又问了同样的话，儿子却大叫起来：“你他妈！我才是你的爹！喝！喝！”……
最大的好处是醉了会醒！！！
五十八年前，在国统区，日本人把我们追到没有路跑。我流落在江西寻邬县解散了的《天声报》朋友徐立那里。为的是寻找当时的女朋友（即后来的贱内）是否真的还在离城七十五里的乡下“公平墟”？消息确实，我就背上包袱，（包袱里有一点送给她姐姐儿女的饼干、糖果和一些换洗衣服）上路了。
一下在山顶，一下在山凹，走了一小半路程，累得也相当可以的时候，远远山下有个小茶棚子，走近了，却是卖酒。
甚么酒呢？米酒。近乎古时“醍醐”的饮料，浅红，倒是比较浓稠。
看起来不像酒，喝起来也不像酒，炎热天有这么清甜而冰凉的米汤下肚，三十多里的辛苦完全抛在脑后。付了酒钱，谢过店主，继续赶路。
以后的十来里路是怎么走法的已如南柯一梦。“今宵酒醒何处”？除遮羞的底裤之外，只剩下毫无诗意的林梢高处一轮明月和远远传来狗日的瀑布之声。
庆幸剥我衣冠，掠我细软的狗强盗，没有把我剁成人肉包子馅。只可惜那双刚买的汽车轮胎做的可穿万年的凉草鞋……我猜那帮强人在开剥我时一定边说边笑（我若在场也会放声大笑）。
大清早赶回到《天声报》，徐立正喝着粥，见到我，粥在下巴上挂了半尺长……
喝酒朋友我有的是：几十年前北京中国美术家协会的传达室六十多岁老赵，就是个与酒形影不离的入。它上唇有撮浓浓的胡子很像个清朝的县官。
有人到美术家协会办事必到传达室老赵那儿填登记表，他把登记簿给来人时，会醉眼陶然地说：
“干杯！”
大家跟他开玩笑说，他死了，用个大玻璃瓶把他泡起来，像医学院的胎儿标本一样。他开心地说：“行！行！那得挑好酒啊！”
“啤酒！”有人说。
“喝！那哪行，啤酒不是酒，泡久了我会走形，不可！”
“那来一吨茅台如何？”
“嗯，好是好！倒是要考虑加强保卫工作了，说是说一吨两千斤，到时候参观的人来多了，冷不防一人一勺，用不了多大功夫，剩我一个人干蹲在空瓶子里你想多寒碜！”
喝酒在政治上误事，或差点在政治上误事的故事从古到今比比皆是，我就亲眼见到过，不过“误”得不大。
好友吴甲丰是美术理论家，开国以后第一个有胆介绍法国印象派的正派学人。论本钱身体似“掌中轻”，到不了一百斤，政治面目“群众”。原没什么好耍的却偏偏像“四进士”里头那位宋世杰，爱为人打点小小抱不平。
我那个“猫头鹰冤案”，就他一个人在小会上为我叫屈辩理。会虽小，胆子的确好大！那年月，谁有胆惹那个婆娘？
吴兄爱喝那么三两杯。到了军垦农场，三年间我们都找机会碰碰头。他的军用水壶里盛的是酒，我的军用水壶里盛的是铁观音茶。他的水壶空了，我便陪他步经坝上到十里外叫“黄碧村”的小乡村合作社里去打满，然后再散步回来。这一路上各喝各的物事，浩叹各种东西……
我有一首“打油”送他，写的当时我们两个人的行为。
两斤红黍酒，
十里黄碧村，
塞草弄石头，
秋风刮老兵。
秋天了，原上野草黄成一片，我们让军队管着，有时也蒙惜称我们一声“农场战士”。
一天下午，连上通知开会听报告，并交待“别忘了带酒瓶！”
甲丰兄对欢欣的到来总是比较沉着：“喝！甚么会？还要喝上一杯？嗯？国庆、中秋照理还没到嘛？……”他素来动作缓慢，提了个酒瓶一步一步还没走到晒谷场，远远发现在座的人没一个带酒瓶。
他醒过来了，要带的是批判苏修的“九评”学习文件。他轻轻把酒瓶放在一棵树旁边……
“文革”后我去国近十年收到他一封足足五页的钢笔书信，字体已显龙钟，浓稠的情感落在最后引用的两句古诗里：
“春草年年绿，王孙归不归？”……
我回到北京，他离开人世已两年。他在暮年能到荷兰参加梵高百年纪念展会，信中满是兴奋快乐。一位一生研究美术的人第一次出国。我不晓得是跟他一起开心好，还是一个人难过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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