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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带说一下，有人问及，永玉绘画，成绩斐然，为何还要不忘情于木刻、雕塑、诗歌、散文、长篇小说，甚至工艺美术设计，以至让人产生“抢我们饭碗来了”的嫌疑。这现象之所以产生，我想首先还在于他有着太多的人生经历、太多的情感积淀和审美感受，快把肚子撑破了，得充分表达，而形式各有所长，内容各有所宜，于是产生了依托多种艺术形式的“必要”。但“必要”不等于“可能”。这“可能”的实现，关键有赖于永玉对多门艺术相通处的感悟能力，有赖于永玉对每一门艺术技巧要领的把握能力，同时还得有超凡的精力和勤奋，才能出类拔萃，否则就只属打滥仗了。不过，永玉如此多处涉足，从深处看，还是与楚人吐纳百家、好越界扩张的性情相关。无独有偶，沈从文不是在还没有离开文学创作时就开始了古代漆器、瓷器研究了吗！
若干年来，常见一些美术期刊或报纸上有人著文，大谈什么岭南画派、江浙画派，什么东北画家群、西北画家群，证明许多人都注意到艺术家特定风格之形成与地域文化的关系了。惟独说及永玉，常只涉及他的幽默，甚至连其幽默的深沉处也不曾充分注意到，也有涉及他文章和绘画的，只觉得好得出奇，却常疏于考察其艺术秉赋的特征和渊源，于是只好大呼“天才”“鬼才”，应酬过去，真可惜。
总之，永玉有幸直接从凤凰活生生的楚文化艺术中获取一份重情爱美的气质，吐纳百家的气概，从而为他的创作，特别是为他的绘画带来了气势非凡，活力充沛，情趣纵横，浪漫奇诡，惊采绝艳的一系列楚风楚式的特征。同时，又因他长期置身于进步的文化事业之中，走南闯北，广泛吸纳，也为他绘画注入了鲜明的现代意识和现代技法。以上种种，共同形成了永玉其文，特别是其画在总体风格上大异于当代同行们的深层根源。从美术史的角度看，永玉这风格独具的大量绘画，应属于灿烂的楚艺术的现代伸延和现代版本。而其本人，也因之成为一位楚艺术精神在当代的继承者和张扬者。像永玉这样有幸与楚文化艺术精神直接接轨的杰出艺术家，目前在中国还有哪些，尚有待发现，开展研究。我想，仅面对一个黄永玉，敏感的中国当代美术史家们也是应当有话可说的。
二、永玉和凤凰群体性格的关系
与永玉交往，所得印象，最突出的足他的雄强尚义和幽默通达。这既是他鲜明的性格，也是帮助他事业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雄强尚义，是凤凰人的普遍性格，这与城区人大都是楚人后裔有关，更与当地数百年间都是大湘西一座军事重镇有关。沈从文曾将这种性格直呼为“楚人性格”。又因见其锄强扶弱、知恩必报、重然诺、轻生死、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的种种表现，与《史记》中一些间巷之佚、布衣之侠的作风近似，因而又呼之为“游侠精神”。这主要看重在那个“侠”字，而不在于那个“游”字。凤凰这地方并非满城金庸小说中那类整天东游西荡，找岔子打群架的男女。凤凰男子大都是战士，社会要求他们具有的是楚辞《国殇》中所提及的“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的勇士性格。
永玉的雄强，除家乡传统影响外，也与他独特经历有关。童年时代漂滩钻洞，打架逃学，待到外出谋生，颠沛流离，艰辛备尝，再之后，则长期在政治运动狂涛中过日子，种种折腾，养就了他不怕场合，遇事沉稳，宠辱不惊的气概。他说过，“我们凤凰人，面临大事时反而安静下来了！”他不见风驶舵，唯唯诺诺，惹翻了，拍案而起，“不瓦全”，破罐破摔有何不可！“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永玉不像当地祖辈那样结成团伙，号称“筸军”，去打英国鬼子、打长毛反贼、打日本鬼子。他从事艺术，孤身一人，去打谁呢？打击小人，又常常下不了手。爱打猎，也不曾遇过老虎豹子，因此，他的雄强，在主动进攻敌人方面，乏善可陈。倒是遭人打击，被动抵抗的机会甚多。曾经有那么二十余年，属于知识分子经常挨打受骂，饱受欺凌的时期，特别是那个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其势头，显然是要文化人的小命了。恰恰也就在这种场合里，永玉的雄强，有了充分表现的机会。
一次，中央美院受“四人帮”鼓动起来造反的学生，决心要通过触及永玉的皮肉来触及永玉的灵魂，当众对他进行一番羞辱。学生们用皮鞭劈劈啪啪地抽打他，他任他们打，就是不叫喊，不求饶，挣扎着决不倒下，背上的血把衣都浸透了，他仍然顽强地站着。回忆这事的人说，这真是一种震慑人心的雄强。那年代，对知识分子来说，活下来真不容易，一些人就活不下来，著名的人民艺术家老舍，被一阵拳打脚踢之后，便投北京太平湖自杀了。人们道路以目，永玉偶尔与沈从文在东堂子胡同相遇，谁也不敢停下来说话，怕被人看见及检举，惹出是非于对方不利，只是擦肩而过时，沈从文匆匆讲了三个字“要从容！”这就是我们湘西人、凤凰人在危机面前的态度。永玉则把当时十分流行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这一口号改为“一不怕苦，二不怕活”，用以激励自己和自己的朋友，千万不可因活比死困难时，一时软弱，死了，让别人开心，还可为你加上一条“自绝于人民”或“畏罪自杀”的罪名。那环境下，你能拖队伍上山与万恶的“四人帮”对抗吗？只能是“不怕活”，活下来等待“第二次解放”。“四人帮”倒台后，一次永玉同廖承志在一起，廖问：“听说你和四人帮作过斗争？”永玉答：“没有，我只是不曾向他们求饶。”
至于在专业进取方面，永玉的雄强则表现为无论从事哪个门类工作，不做则罢，做就要争个第一流。且不说绘画，就说写诗，他第一本诗集在某年就获了个一等奖。之所以又来写长篇小说，我看其原因之一，也许是见当今不少小说写得不那么好，他想写个好的让人看看。当然，其雄强性格对他从艺的好影响，更重要的是让他顽强地坚持了“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在从艺路子的选择上，他不听文艺界以“鸣鞭”为职业的那伙人的吆喝，不扛艺术教条主义的顺风旗，也不在意艺术界同行出于狭隘门派观念对他的嘲讽和排挤，他走自己的路，而取得了独具一格的成功。
雄强，作为一种良好性格，需要培养，养成它，是一种目的，但毕竟不是最终目的，雄强要以义为引导、为归宿，才算走上了正轨。
永玉尚义，不过这义的内涵太宽泛了，受时代、阶级、政党、领袖的影响极大，这里不讨论。我想，根本一点，“义”至少是“利他”的。前面提及的凤凰人锄强扶弱、知恩必报、不矜其能、羞伐其德应当都属一种古典义行的表现。
在朋友间，义有着广阔的展现空间，有人问永玉，这辈子有何特别的感想，他回答“遇见了许多好人”，“也错过了许多老人，因为动乱，自顾不暇。”他因对曾帮助过自己的长辈和朋友不能一一报答而深感不安。几年前，他得到六段从原始森林中弄来的巨大楠木，如此珍贵材料，用作什么好？最后决定在上面刻了《诗经·大雅》中《生民》篇中一小节诗，那写的是后稷的传说，后稷生下来后，被抛掷于陋巷荒郊，多灾多难，幸得牛羊飞鸟和伐木者喂养庇护而得以成长。永玉用这比照自己幸得师友诸多关爱而有今天，他要以此方式对他们表示深切的感念。这六段巨柱，现如屏风般平列伫立于北京万荷堂的正中。
至于仗义的事，可说的也就太多了。且说最近一件。为了国学大师陈寅恪归葬江西庐山一事，他为之呼吁奔走，还拉了过去在江西作过领导的人一起去，最近总算有了结果。陈寅恪的女儿见永玉如此热心，还以为永玉曾是自己父亲的学生。其实，要说有什么关系，其一是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光绪初年在凤凰任过辰沅永靖兵备道的道尹，后来又当了湖南省的巡抚，推行过新政。其二，我想永玉对陈寅恪提出的一个学人应有“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的主张大约深表崇敬。如此而已。
最近永玉几次谈及故乡长辈对“贱货”嗤之以鼻的事，认定也是对孩子的一种教育，给了他一把十分牢固的道德尺度，做人一定不能做“贱货”。何谓“贱货”，我想无非也就是凤凰人常说的“不值价”，没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