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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他女儿有心脏病，不敢要孩子。就是这样，他女儿还三天两头进医院。听她这样一讲，我对老竽头很同情，觉得不该跟他作对。下次见到他，我就主动跟他打招呼，可他对我似乎成见很深，对我不理不睬。我不跟他一般见识，下次见面又跟他打招呼，他仍是不理不睬。这样搞了几次，我再打招呼就觉得手抬不起，笑起来面皮生疼。这情景就象马林见了他女婿。
老竽头的女婿是学院的门卫。马林跟门卫也是成见很深，见了面睬也不睬。门卫偏想跟她修好，见了她就笑，但又笑得不自然，给人皮笑肉不笑的感觉，马林愈发生气。以后见到他就绕道走。这事说起来马林也有责任。她有个开灯睡觉的习惯，门卫夜巡，看到家家关灯，就马林的房间夜夜灯火，很是心疼国家资源。这人是乡下出来的，从小就受穷，后来倒插门给老竽头家做女婿，仍然穷，一分钱掰做两分用。他不能跟马林讲节约用电的道理，也不能跑到马林的房间帮她关灯。后来他想了个办法，就是关总闸。关总闸对马林没什么影响，她睡着了也不用开灯，早上醒来看到灯息了，以为是断了电。可楼上住了老人小孩，有人有夜尿的习惯，半夜起来开不了灯，一次两次也就算了，三次四次就有点恼火，有人给电力局打电话，质问为什么。电力局大喊冤枉，再一查，就把门卫给查出来了，门卫只好把马林给抖出来。大家于是骂门卫，说怎么着也不能拉总闸呀！门卫很老实，说：改，一定改。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大家也不好再说什么，回头又去找马林。马林就很不老实，她说开灯睡觉是她的人权，她自己交电费，谁管得了。
大家对此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说，你爱拿灯照着你是你的事，大家的确管不了，但如果关了灯对国家对集体对你个人都有好处，这么点小事你何乐而不为呢？马林说：你神经病啦，你以为我不想关？我睡着了怎么关？有人说：你不能在睡前关吗？马林说：关了灯我还睡不着呢，我就得开着灯才能入睡，你们总不能让我为省几度电戗害我自己的身体吧？有人说：那你赶紧找个老公呀，让他替你关灯。马林说：就是嫁了人才养成这毛病，我老公跟我做爱还非开灯不可，不开灯他那东西还没法硬起来。那些个老头老太婆听到这里差点都晕倒，赶紧拉着儿孙往家里撤。有关马林跟门卫的过节就是这样。关于其真实性我问过马林，她说胡说八道。看来有人添油加醋，但基本情节应该不会太离谱。
老竽头闹了个心力衰竭，住院了。他女儿心脏有病，没可能陪护他，他女婿要尽忠职守，也不能天天陪他，学院就把陪护的任务分派给年青的教师。我尽管老大不小了，也还是年青人，而且还没家庭拖累，院长说该多陪陪。对这项差事我倒没什么，尽管老竽头一直不怎么睬我，我还是愿意为他提供服务，借此机会也许能改善我们的睦邻友好关系，问题是马林又插一腿。我去陪的时候她也要跟着去，理由是她去陪的时候我也得跟着去。因为最近医院里环境极为恶劣，报上前几天发了条消息，说有个流氓翻墙进了某医院，把陪床的母亲和生病的女儿都给强奸了。
马林尽管不是黄花闺女，但也不愿给人强奸。我对她说：你不用去陪了，你那份我包了。她还不干。她说：我可不想欠你人情，人情债不好还啦。无论是我陪她还是她陪我都不是问题，问题是老竽头见不得我跟马林在一起。他一见到我跟马林双双对对心里就犯堵，要么心跳得象跑马，要么就一点动静也没有。吓得我们半死。他后来求我：你和马林，要么分开来，要么就别来，求求你了。我把这要求跟马林说了，马林不依，她说分开是不可能的，不去也不人道，再说学院分派的任务也不能马虎。
后来老竽头还真发病了，深更半夜忙得医生护士跳脚。老院长只好把我们撤了。为这事我还骂了马林一顿，因为守一天有五十块钱补助，我本来有望拿到五百块钱呢。陪老竽头也不辛苦，在他旁边放张床，困了就睡，他又不是大小便失禁，只不过心脏有点问题而已，最多哼哼几声，发病了就叫医生，轻松得很。晚上守了夜，白天还可以不坐班，这种差事一年也轮不到几回，如今都给马林这丫挺的给搅黄了。我跟老竽头的正常邦交关系也没法恢复。我这样一讲，马林觉得还是欠了我一个老大的人情。她说，先记在帐上，以后有机会还你。
我和马林的关系发展到这个程度，居然还没有抱在一起乱啃，这很让我吃惊。要在过去我早抱住女人啃了。说句老实话，有时我还真想抱她一抱，但也只是想而已。这使我觉得人也会变，如果在中专学校，有好多事我会沉不住气，但在学院我就把气沉住了，这说明学院还是一个好地方，至少比中专学校好。这还说明人的素质跟环境有很大的关系，譬如北京的大街很干净，我就不好意思随地吐痰，南村街头就没那么干净，我趁人不注意就会吐一口。在学院里也看不到有人挨饿，大家都是公费求学，吃国家的。学生都是地方一霸，呼风唤雨。学院的福利还指望他们呢。关于这个问题老院长也是大会小会不时提起，目的是告诫老师不要得罪了财神。
我的课差不多要上完了，老院长来找我，拿考试的事对我旁敲侧击。他以为我初来乍到，不懂学院的规矩，怕我一不小心坏了大事。其实我早在中专学校时就已对学生网开一面。院长谈完了没几天，黑子来找我，他是班长。他也不谈考试的事，说辛苦了半年，要请我去深圳度个假。深圳我去过，不想再去，我说要去去海南岛。黑子说：海南岛不远，还可以再往南边去。那就是新马泰了。新马泰我不去，要去也不是我说了算，出国要单位批，批不下来事小，坏了我的名声。我一个普通干部，有什么资格公费旅游，还不是让人讲闲话。黑子说：不用你操心，你就等着拿机票。这又让我吓了一跳，难怪学院那么多出国机会，老师一个个西装革履，人模狗样的，敢情都是学生进贡的呀。我对黑子说：胡老师的课还没上完，他人却躺在医院里，你们有没有派人去看看？黑子说：有，胡老师的事我们包下了，你不用操心，我们就盼着他快点好，我们还等着他打分呢。
六
我小时候就不喜欢当老师。我觉得当老师是件很没出息的事，因为我的老师都没什么出息。在小学有很多老师教过我，但我记住的不多。目前能想起来的也就三四个，其中一个是校长，他因为打过我的耳光我才记住了他。还有一个是武汉知青，这人很能干，农村的活城市的活都是一把手，字写得很漂亮，文笔也好，能歌善舞，还能讲故事。他还会编竹器，我亲眼看他编过一个鱼蒌，编得又快又好。可惜他出身不好，是黑五类，所以就算他老老实实做人，从不与人民大众为敌，革命干部尽管在心里觉得他表现很好，口头上还是说他表现很差。别的知青跟他合不来，他总是一个人呆着，那些人则四处搔扰老百姓的鸡和狗。老百姓恨他们，但嘴上还得说他们好，尤其是上级领导下来视察的时候。我觉得知青老师是个窝囊废，他就会死做。上课时我也不尊重他，还把他的钢笔偷偷藏起来，然后看他四处找。他后来考上了大学，那时他的同伴们早已招工回城了。如果不是恢复高考，他现在可能还在我们村里教书呢。有个老师是孤儿，吃百家饭长大的，大队供他读完了高中。我本来很喜欢他，因为他表扬我作文做得好，可是他有个怪毛病，就是喜欢拿毛巾抠鼻屎，尽管我自己不大讲卫生，也觉得这习惯不好。我不好给他指出来，希望他自己改正，可他偏不改，我只好不喜欢他了。
有个武汉女知青也做过我的老师，她教音乐。我喜欢她倒不是她歌唱得好，而是她长得漂亮。我长那么大还没见过那么漂亮的女人呢，我连她吐痰都百看不厌，觉得美不胜收。一上课我就盯着她的脸蛋看，她拿粉笔丢我我也改不过来。这说明我自小就是一个下流痞，长大了也好不到哪儿去。如今我做了人民教师，这是我做梦也没想到的。我有个同事是读师范的，他毕业的时候托了很多关系，才把自己塞进了海关，他说南村人看不起当老师的。他进了海关还是逃不了做教师的命。我不愿做老师倒不是怕人瞧不起，而是我不喜欢这个行当。成年累月拿着同一本书对着不同的人讲来讲去，有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