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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心灵，我爱我的意志与激情，我爱我对自己的爱，自爱真是一个无比美好的词。”这种重新焕发的自尊与自爱，无疑加剧了林多米与社会的距离感，它仍属于知识者的书卷气。而这个时代，对书卷气从来是不屑一顾的。
与林多米的境遇形成对比的，是小说中的另一个人物南红，作为林多米的朋友，她有与林多米截然不同的生存观念和方式。在这个时代，南红虽然不可能进入主流社会，但她可以凭借不断更换男朋友来不断更新工作，她不仅没有知识界流行的女性观念，自主意识，甚至没有起码的贞操观念。也正因为如此，南红似乎又是今日某种时尚的符号。她人在江湖，游刃有余。在道德内涵十分混乱的当下，我们自然不能用传统的道德尺度去评价她，但南红的方式显然也是一种非正常状态，她既付出了女性作为人的尊严的代价，又终于没有逃脱宿命般的厄运。
《说吧，房间》虽然还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反对性别歧视的女性文学文本来阅读，但就它表达的深度而言，已远远超出了这一范畴。林白在表现当下变动的时代生活时，超越了性别关怀，它为我们提供了更为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作为弱势性别，在与现实艰难的对话中，作者没有将历史道德化，小说中没有我们常见的道德败坏或品行不端的人，但作为一个青年编辑在求职的过程中总是一败涂地，林多米仿佛陷入了一个“无物之阵”，她想要抗争或战斗都无法确定自己的对象，这就使她的失败给人一种无处诉说之感。它既深刻地揭示了当代中国现代性追求过程所隐含的巨大病灶，同时也为人物平添了无辜与无助，这也正是小说的深刻性和魅力所在。
林白以勇武的姿态面对现实生活并诉诸于表达，显示了她对当下生活的关怀热情和强烈的参与意识，她的这一转变和选择，所引起的普遍关注，完全是理所当然的。
《南方文坛》总６２期
内与外的置换：重写女性现实
——评林白的《说吧，房间》
陈晓明
一如既往地写作、倾诉，顽强地表达内心生活，这就是林白。尽管人们一度对这个略显弱小的女性表示了质疑，但面对着她的写作，她那些独特的文字，人们还是难以偏离公正太远。继长篇《一个人的战争》、《守望空心岁月》之后，林白最近又发表了长篇小说《说吧，房间》（《花城》１９９７年第３期）。这部小说再一次呈现了女性现实，并且是如此彻底不留余地表达了女性对生活现实的激进的感受。
在当今的小说中，关于女性的生活现实，在大多数情形下，女性依然是按照两种传统类型来塑造的。她们要么是贞女烈妇，要么是荡妇妖女。事实上，这是男性的白日梦和欲望化目光生产的对象。在时下关于城市生活现实的小说叙事中，男性的欲望化目光统治了小说的叙述视点，女性看上去像是这个妖娆绚丽的商业社会和权力事务封地四处开放的罂粟花，它们芳香四溢足以使任何阅读者进入白日梦的温柔之乡。在另一些关于女性自怨自艾的叙事中，女性的生活又限定在一些狭小心理空间，精致、尖利但虚无缥缈（就这点而言，林白也在一定程度上与之不无牵连）。但这一次，《说吧，房间》相当全面地呈现了女性生存被挤压的现实，女性的境遇，她们无望的超越幻想，这些都被相当有力地以偏执的女性视点给予重新书写。
这部小说的名字显得非常奇特：《说吧，房间》。“说吧”，谁说？是“房间”吗？“房间”能说吗？又是“谁”在怂恿“房间”诉说呢？“房间”既是拟人化的修辞，又是一种象征。很显然，“房间”看上去像是叙述人的自我比拟，而“说吧”，一种来自外部的怂恿、鼓励，使得“房间”的倾诉像是一次被迫的陈情，“说吧，房间”，你有那么多的压抑，那么多的不平和不幸。“说吧”，是一次吁请，一次暗示和抚慰。“房间”作为叙述主体，一种物质的生活象征，一种把精神性的主体转化为物质（物理）存在的尝试，使得这个叙述主体具有超乎寻常的存在的倔强性。房间又是女性的象征，一种关于女性子宫的隐喻——一种绝对的、女性本源的存在。因而，“房间”的倾诉，又是女性的绝对本我的自言自语。
“房间”可能是林白最乐于选择的自我象喻，“房间”作为一种空间的存在物，它的本质在于与世隔绝，它的内在性就在于它的封闭性。房间本质上是孤独的、沉默的，特别是那些简陋的、狭小或贫困的房间，它们以孤零零的存在选择它们的本质。像林白所有的其他故事一样，这篇小说的故事也是围绕主人公被社会排斥、拒绝以及主人公退回个人的内心生活来展开的，而房间则是这种内心生活展开的理想空间。但林白的小说叙事并不仅仅是单一的内心独白，她的显著特点在于，她总是能把内心生活与变动现实构成一种对话情境。林白在叙事上采用的策略就在于，她把自传式的叙述人与一个任意在外部世界漂流的女性形象结合在一起，这使得她的小说叙事在自我*9蛐她者之间，构成一种不断转换的双重结构。
在讨论这篇小说的时候，无须去重述它的故事，故事也许非常单纯，一个弱小的女性被单位优化组合下来，四处谋职而心灰意冷。与之相对的故事是另一个关于女性不断到外部世界闯荡的故事。但她们共同的遭遇则是无力面对变动的现实社会，正像隔绝于世的房间，除了怂恿房间：“说吧”，还能有什么更好的抚慰呢？
林白的叙述人总是先验地被社会排斥，她们被社会伤害，担心再被伤害，而企图远离社会。她们也念念不忘社会加给她们的伤害，乐于去咀嚼、回味或者夸大这种伤害。这种伤害构成了她们逃避、不满和拒绝社会的借口，这使她们顾影自怜变得名正言顺，顺理成章。被解聘的林多米（“我”）站在单位的院子里，“感到阳光无比炫目，光芒携带着那种我以前没有感到过的重量整个压下来，整个院子都布满了这种异样的阳光……”受到排斥的林多米只有从社会中退却，回到她的“房间”——一个坐落在“赤尾村”的居所。这是林白自传体的叙述人最适合的生存境遇，她的叙述从这里出发，开始了内心生活的不断呈现。当然，我们说退回房间的叙述，不仅仅是小说叙事指涉的物理“空间”，在很大程度上，它更主要的是指个人的内心体验。退回“房间”的叙述人给我们呈现了封闭的女性的生活，这是一个令人绝望的生存空间，狭小、混乱不堪，里面住着两个不走运的女人，一个失去了工作，另一个可能从来就没有正经的工作，经历过失恋之后再承受病痛的折磨。解聘、人流、离婚、上环，等等，与炒米粉、猪油和青蒜，以及杂乱的梳子、美容霜、胸罩和三角短裤等等，构成了房间内的基本内容。但事实上，关于房间内的叙事并不多，这里面很生动地写到女性之间的姐妹情谊，这是典型的女权主义者的视点，在遭受男性社会排斥之后，只有女性才能相依为命。但这也不是“房间”倾诉的主导内容。重要的是房间内有两位落魄的女人，现在，叙述人从自我的内心体验，观看到另一个女人，通过对她的观看，去观看女人在外部世界的命运。实际上，叙述人林多米与南红不过是一枚硬币的两个背面，她们不断地经历着分离、交叉、重叠与置换的变异。她们从内心体验，从现实与幻想的二极状态，来表现女性无望超越的现实境遇。
被解聘的林多米回顾自己的生活历史，特别是回顾婚后的生活，平庸、嘈杂、机械而呆板，被一大堆粗陋单调的物质生活所填满。林多米有过短暂的一个人生活的自由时光，那时林多米迷恋上写作，这使她逃避社会及其可怕的关系网络。在８０年代那些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岁月，林多米却把那些美好的时光丢到废纸篓里，她热衷于写作。这是她逃避社会躲闪社会关系的最好的方式。写作是什么？就是纯粹的个人幻想，个人白日梦，当这种写作毫无希望被社会承认，或者毫无可能被社会理解时，它就是不折不扣的个人幻想。林多米在大多数情况下表示出对书写的迷恋，她的职业当然与之相关，但更重要的这是她的自我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