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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检查出来的，我听说情况是这样的，还在今年9月初的时候，崔永生就突然觉得左大腿有痛，当时他还不以为然，认为人都是吃五谷杂粮的，谁会没个头痛脑热的？也许是坐骨神经在作怪吧。然而过了几天疼痛的症状并未减轻。他科里的人就劝他到县医院检查，县医院检查后告诉他是腰椎尖盘突出。”
刘闯这么一说，我恍然大悟：“是呀，前不久我到法制科批案子，看到他一瘸一拐的，问他，他跟我讲也是什么腰椎尖盘突出，还说没事呢。”
“唉，这个误诊确实害人，就这样，崔永生还不以为然，坚持上下班。前不久，他的疼痛症状加剧，左腿还出现了萎缩。大家就感觉到县医院的诊断可能有误，便催促他前往省城二附医院检查。诊断结果是左腿恶性肿瘤转移！二附医院的医生就建议他到上海去治疗，好像就是昨天去的吧。秘书科一个副科长陪着去了。”
我半天没有作声。一丝悲哀涌上心头。癌症这病魔怎么会如此无情地降临到一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身上呢？
下午上班后，我特意来到县局法制科，正好彭科长在。
说起崔永生，彭科长唏嘘不已，连说几声想不到。
“现在回过头来想想，崔永生确实蛮坚强的。这么些天来，居然拖着病腿坚持上班，唉，这也怪我们，怎么就没有想到早一点让他到省城医院检查呢？”
“这也不能怪你们呀，要怪就怪县医院。”我连忙安慰。
“我不得不佩服这个小子，就在十多天前，省人大司法检查组到新安市进行公安执法质量检查，随机抽调了我们县12起刑事、治安案件。在头一天晚上，崔永生还对这12起案件进行了重新审阅、整理，忙到凌晨
2点。我考虑到他的腿不方便，建议他就不要亲自将案卷送到省检查组所住的新安市白鹭宾馆，哪晓得崔永生不肯错过这次难得的学习机会，坚持要到现场汇报并听取考评。由于检查组住在8楼，乘坐电梯也要上一层楼的台阶，这个时候十多二十个台阶对崔永生来说已无异于上刀山。我看他艰难的样子，就搀扶他走进8楼会议室，待在位置上坐定之后，他已是一脸苍白，大汗淋漓，衬衣全被汗水浸湿。此时的崔永生硬是靠着非凡的毅力在坐不能坐、躺不能躺的情况下对抽调的12起案卷进行了详细的汇报。省人大检查组的同志发现了他表现的异样，关切地问他是不是生病，他居然摇摇头说没事。”
“谁也没有想到，崔永生会得这样的病。”
彭科长后悔地说：“起初我还骂过他，好像是10月中旬的一天，为忙于执法质量考核的迎检工作，崔永生对全县送过来的案卷—一阅审。可能是腿疼得实在坐不住了，就躺在办公室的沙发上看案卷。我那时还不知情况，看到他上班还睡在沙发上，就批评了他说你啊怎么搞的上班还睡大觉。但崔永生没有吭声默默地坐起来。”
“直到现在我才知道错怪了他呀。”说这话的时候，彭科长声音很低沉。我知道，崔永生的业务非常强，算是他的爱将啊。
我长叹一口气。前两年，就在我们局里，一个刚退下来的分局长50多岁，起初感觉到喉咙有些异样，到医院一检查，确诊是喉癌，还没有到半年，就离世了。
2
自那以后，我就不时牵挂在这位在上海治疗的兄弟，心想什么时候有空去看看，正当准备启程的时候，又突然听说他回来了，连医院都不住了，就呆在家里养病。
我赶紧来到他所住的地方，他的房子在我原来曾住过的房子隔壁，前文说过，这是一排70年代所盖的红砖青瓦平房，称作为“母子间”，即前后两间房，还带一个厨房，
年代的久远使房子潮湿阴暗，时不时就有老鼠和虫蛇等东西出没，我在这种条件下也曾住过两年，后来集资建的房子盖好了，我就搬到新房里去了。现在在这种地方住的已经没有几个了。
在那寒酸的、家徒四壁的“母子间”里，我看到了穿着警服躺在床上的崔永生，他已经是瘦骨嶙峋，昔日高高大大的一壮汉现在是判若两人，据说一个月来他粒米难进，吃了就吐，170多斤的体重已减至
110来斤。我几乎都认不出来了。
崔永生试图要爬起来，我轻轻地按住他，在他身边坐下，问：“怎么样？很痛吗？”
“咳，痛得要命。每天都要经受疼痛折磨呀。”崔抽着冷气，苦笑了笑，艰难地，“戈冰剑啊，你知道吗？这种病就是痛。当时在由省二附医院转往上海长征医院确诊的火车上，我的左腿骨活生生地断了，这种痛用刀剐钉刺、钻心剜骨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当时我的嘴唇都咬破了，我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这么多天，几乎每时每刻都在痛呀。我好多次痛得真想自杀，一了百了。”
我真的无法想象他是怎样熬过来的。
“当我在昌都初诊的时候，我得知居然得了这种恶病之后，我真的是万念俱灰，我总觉得是在做梦，觉得这不是真的，可这又是现实，我只有一次一次地问我怎么会得这种病呢？”
“在转院的时候，我就知道我的日子不长了，我没有办法只有认命，我想了很多，我才发现我的人生中还有这么多的遗憾。遗憾过后，我想通了，我就是死也要死得像个样子。”
说这话的时候，他露出了坚毅的表情。
“在上海，我做了第一次手术，医院50多岁的资深主治医师史建刚博士扒开我的左腿骨一看，癌细胞已转移并扩散到肝部，肋部…他轻叹一声。依他多年的临床经验，医疗已是无济于事了。手术结束后他悄悄地告知我的妻子。这一细微动作被我发现了，我微笑着对史博士说我有什么问题，我知道，您就不必隐瞒了。您放心，我会全力配合您的。”
我的心也像被一只巨手不断地揪着，生疼生疼。
“当时史博士怔住了，他握住我的手问你是军人吗？我呵呵一笑差不多我是警察。史博士连连说难怪难怪。说句实在话，我当时特别的自豪。”
“说起来你可能不会相信，在上海长征医院接受治疗的一个多月里，我真的把自己从死神魔爪的阴影里走了出来，我觉得我是在进行与病魔的一次艰难的抗争，我全然没有一般癌症患者那样心灰意冷好像末日就已经来到的那份感觉，我听说过很多癌症患者其实在确诊前还是好好的，一旦确诊后就一落千丈，很快就死去，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死在自己心理的压力之下。”
“我知道。”我点了点头，“我也听说过，有些病，其实三分之一是被吓死的，三分之一是（医生）治死的，三分之一是（吃药）吃死的。话虽然有些偏激，但肯定有一定的道理。”
“是呀，其实我听我的主治医师讲，有些癌症如果生理疗法和心理疗法一起上的话，延长生命的例子多的很。所以我不能首先被心魔所击败，我必须在心理上就要战胜它。就这样，我经常听音乐，自己哼一哼，还看看书，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历来比较开朗，病房时常响起我的笑声，歌声，唱得最多的是《少年壮志不言愁》。去上海的时候，我还带了一本法律书，我现在还在看呢。”他拿起枕头边一本厚厚的书，我一看书名：《最新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实用手册》。
“当时我的做法让很多病友和护士们觉得不可思议。此事传开后，很多病人啧啧称赞。后来听说我比较幽默风趣，常常跑到我的病房里面和我聊天。病房里一改过去气氛的沉闷和压抑，以致护士们对我说：你是我碰到的第一个这么坚强的人。你猜病友们怎么说，他们说你们当警察的就是不一样！你不知道，那时我听了以后，真的是感觉好自豪，觉得自己为警察的形象增了光。”
这时，我看到崔永生露出欣慰的笑容。
“好不容易凑到的12万多元人民币都用在了那次手术上，等将断了的腿骨接好后，我就执意要出院，主治医生史建刚博士再三挽留，意在多延长我一点生存时间。我摇摇头说你不知道局党委为我的病开了几次会议研究。局里经费紧张，是局领导用他的身份证到银行贷款，全局民警为我募捐了将近两万块钱，我崔永生受之有愧，我真的不愿意给同志们增加负担了。”听到这里，我鼻头一酸。这件事情我知道，局里组织的捐款活动我也参加了。
我扫视了一眼，房间里值钱的只有一台21英寸的彩电，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连张靠背软沙发都没有，那张供他拖着病腿坐的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