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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陈启修等发起组织四川革命同志会，被推为该会执行委员、出版部委员长，主编会刊《鹃血》。
从报上获悉段祺瑞政府通缉文化教育界人士，鲁迅亦被列于黑名单中，便“商同校长，聘请鲁迅做教授”①。
应张秀哲请求，为其所著《一个台湾人告诉中国同胞书》（后改名《毋忘台湾》）作序。
①《坠落了一个巨星》，1936年11月《现世界》第1卷第7期。
致函因参加学生运动而被学校开除的欧阳山，支持他创办《广州文学》周刊，并介绍他入广东大学预科当旁听生。
可见当时郭沫若接触的人，有共产党的领袖和工农干部，也有国民党的重要人物。这时候他已经是国民党党员，不过他对国民党是持观望态度的。有一次邓演达问他：“革命成功后，国民党的前途会是怎样的？”沫若回答颇发人深思：“这要看国民党怎样来适应人民的要求，假使能够随着时代的改进，国民党不会失掉它的领导地位，假使不然，那就难说。”①他更信赖共产党，在他的心目中，共产党更值得追随，自从登上马克思主义这艘“宝筏”以来，他已经把救国救民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人身上。他要将自己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信念和决心告诉党，让党接纳他作为组织的成员。经慎重考虑后，他向毕磊吐露了真情。当时中共广东大学总支委员会是不公开的，只有毕磊是公开的党员，他和郭沫若经常联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1899—1927）和广东区学生运动委员会书记恽代英在政治上也很关心郭沫若，了解到他有入党要求后，他们兴奋地作了仔细研究，想让他再参加一下实际工作锻炼。于是区委派恽代英和沫若谈话，建议他去参军，到黄埔军校去做宣传工作，沫若欣然接受这一建议。当时正值北伐发动之际，邓演达在筹组政治部，遂决定郭沫若去该部当宣传科长。②伴随着思想上的变化，沫若的生活也将发生变化，他要从文艺界、教育界跳进革命运动的浪潮中去了。站在宿舍所在地的东山龟岗上远眺，充满了对崭新的跃马横戈的战斗生活的憧憬，他笑了。
①《纪念邓择生先生》，见大孚出版公司1947年12月版《天地玄黄》。
②据徐彬如：《回忆鲁迅一九二七年在广州的情况》，见广东人民出版社1976年10月版《鲁迅在广州》。
郭沫若传第六章 在北伐和南征途中
第六章 在北伐和南征途中
十六
“郭沫若同志由文学大家而大学教授文科学长，由学长而宣传科长，可以说他现在武装北伐，一枝笔能够横扫千万军的！自从创造社成立以来，所发行的刊物，无人不受沫若同志的影响，而今沫若同志由东方的诗人，浪漫的文学家实行武装起来了，明日就道长征，大有还我河山之慨，……”一九二六年七月二十日广东大学法科院热气腾腾，四川革命同志会正在这里举行欢迎郭沫若、李一氓等人参加北伐大会，阳翰笙的欢送词把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台上的那个头戴军帽，一身戎装，佩着刀带，精神抖擞的人身上，他就是郭沫若。接着由他发表演说。他尖锐地批判了封建军阀的反动腐朽本质，指出国民革命的敌人就是帝国主义和军阀，呼吁必须联合广大民众一起进行斗争。他的话常被暴风雨般的掌声所打断。
一时间，人们对郭沫若参加北伐有种种的议论，尤其是要他做政治部宣传科科长，许多人都以为是委屈了他。而沫若却表示，只要有工作干，职务高低，他是不在乎的。其实宣传科长一职十分重要，很有实权，当时已经开始排共的蒋介石（1887—1975），不愿意让共产党员担任这个职务，但是国民党里又没有人可以胜任，现在由郭沫若担当此职，他们也还通得过。这本是周恩来的锦囊妙计，当他从阳翰笙、李一氓口中得知沫若愿意参加北伐，即约沫若到家里来，两个人谈得很投机，于是就决定让政治部秘书长孙炳文（1885—1927）出面，向蒋介石和邓演达推荐沫若担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的宣传科长。有意思的是，蒋介石和邓演达不但接受了这个建议，而且另外还给了郭沫若一个行营秘书长的职位，军衔是中校。
眼下马上就要远征，数日来沫若既要出席北伐誓师大会，又要忙着应酬和参加欢送会。最使他感动的是，孙炳文特为他在一座餐馆里大开饯别的欢筵，并赠予“戎马书生”的徽号，这使他感到十分荣耀。左广州整整住了四个月的他，结识了许多新朋，遇见了不少旧故，一旦又要离别，实在也有点依依不舍。他会怀念这儿盛开红花的英雄树，会怀念在英雄树下并肩战斗的伙伴，不过他一定会做到在誓师大会上的誓词：“革命不成功，誓不回广东！”
一九二六年七月九日，国民革命军十万人出师北伐，兵分三路，分别向盘踞在两湖的吴佩孚部和江西以及福建、浙江的孙传芳（1885—1935）部进军。郭沫若是二十一日跟随总政治部离开广州的，这支连工作人员和夫役在内约有一千人左右的队伍，负有特殊的政治使命，诸如宣传、动员、组织祝捷之类的工作，样样都得管。出发那天，赶来送行的创造社的同仁们早就等候在黄沙车站，他们激动地挥手向沫若等人高喊：“等待你们胜利归来！”沫若雄赳赳、气昂昂地上了火车。翌日抵达韶关，即下车行军，翻越南岭，追踪以北伐军先遣队叶挺（1896—1946）独立团为核心的第四军。队伍每天在酷暑中行进，不怕日晒雨淋、餐风宿露，很快进入长沙。
政治部原先只备有两匹马，专供主任邓演达和俄国顾问铁罗尼（即塔伊罗夫）使用，一路上沫若都是步行的。到了长沙之后，才给沫若和俄国顾问的翻译纪德甫也配了马，可是沫若不会骑，常让给别人享用或驮行李。这个丢掉“戎马”的“书生”，却往往跑在队伍的前头替大家张罗宿营地，有时还为大家烧菜煮饭，怪不得他在给安娜的信中十分自豪地说：“我是异常的顽健，连自己也出乎意外。”①本来邓演达曾担心他一不能吃苦，二于军事是外行，现在看到他这种昂扬的精神状态，一切忧虑都化为乌有。由于邓演达需要经常住在司令部参预军事谋划，他差不多把政治部的事情全都托付给了郭沫若。
①见《北伐途次（四）》。
叶挺独立团突进到湖北咸宁，已经逼近武昌。沫若接到了邓演达的指令，带领总政治部先遣队紧跟而上。八月二十五日清晨过汩罗江，火红的朝霞映在江面上，沫若骑着马在江岸的浅山中颠簸，想起这可能是中国第一位伟大的诗人屈原跋涉过的路程，不觉豪情满怀，久无诗兴袭来的他，此时此刻竟在戎马倥偬之际吟得一首五律：
屈子行吟处，今余跨马过；
晨曦映江渚，朝气涤胸科。
揽辔忧天下，投鞭问汩罗：
楚犹有三户，怀石理则那？①
①《汐集过汨罗江感怀》
然而征途中并非时时都慷慨激昂，也有低沉丧气的当儿。一天晚上队伍走散，沫若与秘书李一氓继续在山间的田畴上赶路，暮色越来越浓，周围的山冈渐渐由深蓝化为黑影，好象在紧紧包抄过来。沫若突然生出由广东出发以来不曾有过的恐怖念头：怕附近山里藏着的吴佩孚的散兵，会乘着黑夜冲下来；又怕林中窜出土匪、强盗，前来趁火打劫。一路上胆颤心惊，好不容易找到歇脚的村庄时，他已累得上气不接下气。
八月底汀泗桥、贺胜桥战役相继告捷，击溃了吴佩孚的主力，国民革命军急需马不停蹄地去占领武昌。这里有大量的宣传鼓动工作要做，沫若一行即于九月初赶到纸坊南湖，把政治部临时办公处设在南湖的文科大学内。此地已进入敌人的大炮射程，武昌的城廓隐约可见。武昌本是相当坚固的要塞，城墙高而且厚，都是用石头和砖块垒成。城墙外有碍防守的建筑物，已在日前国民革命军第一次攻城时被烧掉了，看来没有攻城炮，城墙是难以摧毁的。当时城下的国民革命军只拥有从敌人手中缴获的三英寸口径的野炮，而城楼上的军阀部队却用从炮舰上拆卸的大炮，来加强他们的防御。面对这种境况，铁罗尼幽默地对郭沫若说：“K同志，不好啦！我们不能够在武昌城内开午餐会啦。”沫若亦诙谐地回答道：
“或许我们可以开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