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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算是尽了做子民的责任。大场失守后有不少人感到忧虑，立群却从沫若的新作中得到了另一种解释：
前线的旅进旅退是战术上所必有的事情，
在未参加作战的我们倒可以不必过于关心，
所当关心的是抗战到底的决心究竟有没有十成。
我们持久抗战的决心要十二分地坚定，
我们从“屡败屡战”，剩到最后的一个士兵，
剩到最后的一珠血，都要争取民族解放的光荣。③
①《汐集·在南岳避空袭寄怀立群桂林十首（四）》
②据谢冰莹：《于立忱之死》，1984年6月15日台北《联合报》。又据笔者1984年9月8日访问黄慕兰谈话记录。
③《战声集·所应当关心的》
这时候沫若的诗文“都是在抗战中热情奔放之下，匆匆写就的，文字之工拙当然说不到，但是有一点却可供读者的借鉴，那便是抗战的决心”①。立群所珍惜的，正是这样一颗在字里行间跳动着的火热的心。
①《〈沫若抗战文存〉小序》。见上海明明书店1938年1月版《沫若抗战文存》。
在上海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中，郭沫若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这点连国民党政府亦不否认。他回国还不到两个月，就突然接到陈诚转交的蒋介石的来电，命往南京晤面。要沫若此时此刻会见曾经通缉过他的蒋介石，感情上未免很别扭。到底去还是不去？周恩来劝他一切以大局为重，他听从了。
二十七
中秋过后的石头城理当秋高气爽，可是沫若莅临后的感觉却是钟山深锁，天色昏蒙。不过这倒是他的幸运，因为阴雨天敌机很少出动。听说敌人早就扬言，九月二十一日正午以后要把南京化为灰烬，结果古城依然无恙，沫若却在这里喜闻八路军于平型关一举歼灭日军精锐部队板垣师团，他高兴得逢人便讲，好让朋友们也能尽快知道抗战以来首次取得的辉煌胜利，以分享这一大欢乐。
抵南京后的第二天傍晚，沫若被接到蒋介石的住处，刚进厅堂，穿着深灰色袍子的蒋介石即远远由左首走出，笑脸相迎。“你来了。你的精神比从前更好。”平日号称有威可畏的蒋介石，对待郭沫若却格外的和蔼，沫若握着他的手也觉得分外的温暖。看他的气色，似乎比北伐时丰润多了，尤其眼睛特别有神，因而沫若打消了原来的疑虑，感到他的眼神已经表示了抗战的决心。联想到日前中央社正式公布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关于国共合作的宣言，以及蒋介石发表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讲话，不管他是否被迫，这总是值得欢迎的。蒋介石对郭沫若从事金文和甲骨文研究深表关心，他看了一眼在座陪同接见的侍从室主任陈布雷（1890—1948），想起了芦沟桥事变前后，陈曾捧了一大迭郭在日本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书来给自己看，并说这些著作在国际学术界影响很大，记得当时曾随手翻阅了一下，表示同意陈的意见：抗战可以借重郭沫若这样的人物。①现在他问坐在自己面前的郭沫若，对古文字今后是否还有继续研究的兴趣，沫若回答说只要有材料和时间，是仍然可以研究下去的。不过沫若自己心里非常明白，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对于那些研究好象已经隔了两个世纪，如果再沉潜在里面，实在是一种危机。蒋介石仿佛有所觉察，便转换了话题，先请郭沫若推荐担任宣传工作的人才，后来，又提出希望他留在南京，多多做些文章，并说要给他一个相当的职务。沫若赶紧回答道：“文章我一定做，但名义我不敢接受。”蒋介石立即许愿说：“一切会议你都不必出席，你只消一面做文章，一面研究你的学问好了。”沫若知道不便再说什么，又约略谈了些无关紧要的话，就起身告辞了。
①据《陈布雷和郭沫若》，1985年9月1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在南京期间，沫若还拜访了叶剑英、叶挺、博古（即秦邦宪，1907—1946）、孙科、汪精卫、张群、邵力子、陈铭枢（字真如，1889—1965）等人。叶剑英和叶挺是北伐时代的老友，剑英如今留在第八路军后方办事处工作，叶挺正在负责集中江南各地的红军部队，准备改编为新四军。沫若从他们口中了解到不少陕北方面朋友的消息，真想飞到那里去和他们并肩战斗。前不久，在上海遇见一位来自延安的友人，说成仿吾缺少生活用品，沫若曾特地拿出一百元，托他买了一条绸面丝棉被子、两套毛衣裤和一支派克钢笔，请带交仿吾。①临离南京前，沫若专程往郊外汤山公路，凭吊了一九三一年十一月被蒋介石秘密杀害了的邓演达。墓草凄凄，秋风萧瑟，他在墓前伫立良久，思绪万千：演达是以他自己的生命来教训了我们，生与死，是与非，善与恶，民主与反民主，抗战与卖国，在这中间决没有妥协微温的道路。如有人幻想有这种道路的存在，请睁开眼睛再凝视一次邓演达的血吧！
①孙陵：《我熟识的三十年代作家》第153—154页。
蒋介石接见郭沫若的消息很快登了报，沫若自己也写了《蒋委员长会见记》，朋友们都说这是郭沫若的一大胜利。他高兴地对夏衍说：“照恩来同志的话做是不会错的，这样跟蒋介石谈话时我很主动，特别是蒋介石见了我，登了报，我看潘公展之流就不敢在上海和我公开捣乱了，这确实是一个胜利。”①从南京回到上海后，沫若的日程表上排得满满的，诸如庆祝双十节，纪念鲁迅逝世周年，与周信芳（1895—1975）、高百岁、金素琴、田寿昌、欧阳予倩（1889—1962）等人商讨旧剧改革，桩桩事情都与抗日救亡有关。就说戏剧创作吧，他坚决主张“旧瓶盛新酒”，大胆采用最近抗战中涌现的热烈悲壮的故事来编剧。他向大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素材，这是新近在南京听陈铭枢说的：旧十九路军有位团长与一个日本女子结了婚，两人相亲相爱，家庭十分美满。“一·二八”的那天晚上，是他在闸北向日军射出了第一发子弹，这也正是他们的长子诞生的时刻。该部云散后，他曾游历过欧洲、日本等地，后来回到广州工作，这时候已经有了三个孩子。“七·七”事变以来，他坐立不安，终于得到妻子的支持，决心毁家纾难，上华北的最前线去。在离婚席上，妻子当着证人的面对丈夫说：“你是军人，处在国难严重的时刻，正是你应该效命疆场的时候，请你不要顾虑我。我虽然是生在日本的女子，但日本军部的侵略兽行我是彻底反对的。你的儿女我要尽心抚育，要教导他们承继你的志气，永远做中国的好儿女。”……沫若涔着泪水越说越激动，他摘下眼镜用手绢擦了一下双颊，又补充了一句：“中国有这样的军人，中国不会亡！”
他希望能有人将这类故事写成悲壮剧。
①夏衍：《知公此去无遗恨》，《人民文学》1978年第7期。
沫若的希望没有落空，有些戏剧工作者很快就从现实斗争或历史事件中撷取有关题材写成了剧本。在浦东大厦举行的鲁迅逝世周年纪念会上，他看到了赵景深创作的大鼓《平型关》立即给作者以充分的鼓励。之后不到一个月，欧阳予倩编导的历史剧《梁红玉》也在新光大戏院开演。一天晚上，沫若由田寿昌等人陪同去观看。名演员金素琴扮的主角表演非常出色，把观众完全带到了规定的场景中去了，只见南宋大将韩世忠与金兵大战于黄天荡，其妻梁红玉亲擂战鼓助威，打得金兵抱头鼠窜，终不得渡。这很容易引起人们联想，大大鼓动了抗日爱国情绪。沫若、寿昌不断拍手喝彩，演出结束后他们到后台看望了全体演出人员，沫若还当场题五绝一首：
昔有梁红玉，今看金素琴。
千秋同敌忾，一样感人心。①
①《汐集·看〈梁红玉〉》
继大场失守后，这时闸北、江湾等阵地也因战略需要而转移，前沿许多工事都遭到破坏，淞沪战局濒临更为艰难的阶段。沫若从十月二十三日晚上起，一直到二十九日止，几乎每天都在前线驱驰。他先后走访了叶伯芹军长、罗卓英（尤青）将军等高级军事人员，并对广大士兵发表演说，官兵们都很愿意多和他见面。三十日，《救亡日报》刊载了郭沫若、田寿昌、罗卓英这次晤谈时唱和的手迹：
敌机镇日绕城飞，虎帐新成破阵诗。
十万健儿齐肉搏，东南此战决安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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