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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虎章”，上面用钢笔写着：“寿强萧伯纳，骏逸人中龙。祝沫若兄五十大庆，叶挺。”记得他的夫人李秀文（1906—1946）送来时，她还用红丝线订上了佩绶，用红墨水加上了边沿。不久李秀文又送来叶挺手书一通，说是要将寿联下联改为“功追高尔基”，同时信中还抄录了他的一首诗。现在，沫若又在电火光中反复读着这首囚歌：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
一个声音高叫着：
——爬出来呵，给尔自由！
我渴望着自由，但也深知道
人的躯体哪能由狗的洞子爬出！
我只能期待着，那一天
地下的火冲腾
把这活棺材和我一齐烧掉，
我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
得到永生。
叶挺的诗就是他自己，通体燃烧着无限的愤激，也辐射着明澈的光辉，沫若觉得这才够味，这才是真正的诗。他敬仰叶挺有峻烈的正义感，因而对于横逆永不屈服；他钦羡叶挺有透辟的人生观，因而能超越一切的苦难。正因为具备这种精神，所以果真如“地下的火冲腾”，敢于“把活棺材烧掉”。他希望青年们都能读一读这首诗，都能从诗中体味什么是革命的人生观，什么是革命者应有的品格。因此他写了介绍文字，第一次公开发表了这首用生命和血写成的诗。
两天后，沫若又想到数日前郁达夫的儿子郁飞小朋友来访的事。从胡愈之的夫人沈兹九给郁飞的信中，可以猜测自己多年来所牵挂的达夫已经“凶多吉少”，在苏门答腊“失踪”后可能已被日本宪兵暗杀。唉！国家多灾多难，人民也多灾多难。多灾多难的朋友呵，刚迎接回来一个，却又送走一个，而且是永远不复返了！这也是生为中国人的一种凄惨和不幸，假使是在别的国家，不要说象达夫这样在文学史上不能磨灭的人物，就是一个普通公民，国家都要发挥她的威力来清查一个水落石出的，可是现在又有谁会去管他呢？对挚友强烈的思念之情使沫若感到通体冰凉，夜不能寐。在无数次的幻觉中，达夫有时是象往常那样，无拘无束、热情洋溢地向他走来；有时又是血肉模糊、不断呻吟着向他招手，于是沫若用颤抖的笔写下了：
我要哭，但我没有眼泪。我要控诉，向着谁呢？遍
地都是圣贤豪杰，谁能了解这样不惜自我卑贱以身饲虎的人呢？不愿再多说话了。达夫，假使你真是死了，那也好，免得你看见这愈来愈神圣化了的世界，增加你的悲哀。①
①见《历史人物·论郁达夫》。
他只能以这几行文字寄托自己的哀思，此外还能再说什么呢？
死者激励着生者，不能撒手不管“这愈来愈神圣化了的世界”。沫若感到必须带动广大青年促进和平民主运动，一同来整治这个世界。三月十九日，他与沈钧儒等人参加重庆青年举行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纪念会，在致词中循循善诱地引导青年认清，今天人们大都不满意国民党，主要因为它已失去了革命初期的青年精神，而成了“老人党，老爷党”了；教育大家要珍惜自己的青春，千万不能象某些青年那样“腐化”、“恶化”，不是想做官就是当特务；殷切期望年轻一代学习过去真正为革命而牺牲的青年的精神，献身于今天的民主运动。为了鼓励广大青年关心国家大事，勤奋学习，他还亲笔为《青年学习》月刊题签刊名。重庆青年联谊会成立后，他又担任了该会辅导员，谆谆教导青年朋友们要为建设和平民主的新中国，把自己锻炼得更加坚强。
而要成为坚强的战士，那就不但自己能经受住生死的考验，而且也要能承受住战友们死亡的沉重打击。四月八日，叶挺夫妇以及王若飞、博古、邓发、黄齐生在由重庆飞往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于黑茶山不幸遇难。在追悼大会上，沫若宣读祭文：“生为民主，死为民主……”他的声音一会儿低沉，一会儿高亢，祭文在他手中颤动着，他如泣如诉，群众也声泪俱下。
民主的战士们呵，崇高的榜样，
为着争取和平胜利飞往北方，
遇着了雨暴风狂，被迫下降。
这天大的损失呵怎样补偿？①
①《见蜩螗集·挽四八烈士歌》。
这万种辛酸的冲击，万种悲愤的煎熬，万种回忆的洄漩，折磨着沫若伤痕累累的心头，他生平从不曾遇到过这样沉重的悲伤。
沫若知道过度的悲伤是无济于事的，重要的是继承烈士们的遗志。他擦干眼泪，细细思量国家的前途：是走向民主团结，还是维持独裁分裂，当时的中国仍然处在生死的歧途上。他依然无法定心做学问或搞创作，党组织需要他继续以无党无派人士的特殊身份，进一步做好统战工作。在这样的时刻，他认为无党无派的社会贤达，尤其要检点自己是否真正的既贤且达，不要藏在无党无派的幌子里干着助桀为虐的帮闲勾当。只要有利于民主团结，他绝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与各民主党派著名人士共同发起和组织各项活动。三月，他与马寅初、沈钧儒等人出席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举行的茶会，表示鉴于当前经济危机严重，政治逆流肆行，颇为中国前途忧虑，说要和大家一起为中国和平民主而流血。四月，他与张澜、罗隆基等七十五人联名致电美国国会争取和平委员会，希望该会本着维护世界和平的宗旨，重视由于美国政府以武器装备国民党军队，以及运送国民党军队到东北进行内战所造成的中国的严重局势，并对中美谈判借款事宜可能引起的后果提出忠告。当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重庆分会成立时，他也到会致词祝贺，勉励会员为民主运动作出贡献。
沫若时常感慨政治协商会议结束以来的事态。继重庆较场口血案而起的，还有南通血案：三月十八日，江苏南通市民集会要求和平、反对内战，遭到国民党军警武装镇压，多人受伤、被捕，甚至被绑架暗杀；还有北平血案：四月二十一日，在北平中央公园举行的国大问题讲演会议，遭国民党特务破坏，陈瑾昆、江绍原教授被殴受伤；还有……在沫若看来，这些血案都是“较场口的翻版”。“人民在苦难中伸长颈子望了两三个月，所望到的是什么呢？顽固法西斯分子的愈演愈丑的闹剧，漫天的扯诳，遍地的灾荒”，沫若不能不大声疾呼：“我们不能再沉默了。我们要吼出在苦难中的人民的呼声。”①
①《天地玄黄·〈联合三日刊〉发刊词》
在国家处于这样的非常时期，学术、文艺也要动员起来为促进和平民主运动而出力。作为学术界的泰斗、文坛上的巨子，沫若当然不会忘记自己在这方面所应负的使命。为了将致力于民主文化的学者自由结合起来，他与马寓初、侯外庐、邓初民等人成立中国学术工作者协会，“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他认为实现科学与民主这个“五四”以来的课题，今天依然是学术工作者亟待解决的课题，只是我们的工作场所不应该局限于狭隘的研究室或实验室，应该扩大成为社会或国家，这才是“把科学精神来切实地领导政治”。
自从一九三八年三月在武汉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一九四五年十月该会改名为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沫若一直是理事，先后为文协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在一九四二年以后为贯彻毛泽东《讲话》精神，无论在理论阐述抑或创作实践方面，他都力图紧紧跟上。现在在《文艺工作展望》一文中，他又说：
文艺既以民主为其内容，当然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在争取民主。首先我们总得浸透于民主的精神，贯彻着民主的号召。……
或许有的朋友会说，那样是太政治的了，那样是把文艺作为了政治的奴婢。这种见解应该是过了时的。文艺不仅要政治的，而且要比政治还要政治的。假使文艺不想做“政治的奴婢”的话，那倒应该做“政治的主妇”，把政治领导起来。伟大的文艺作家，无论古今中外，他都是领导着时代，领导着政治，向前大踏步地走着的。
在为全国文协所作的《纪念第二届“五四”文艺节告全国文艺工作者书》中，沫若更全面地论述了文艺工作在和平民主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具体指示了今后开展工作的原则，强调“文艺是始于人民，终于人民的”，人民既然需要和平与民主，文艺便应当歌颂和平而诅咒一切反和平的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