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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1947年12月5日致戈宝权信，见戈宝权：《谈郭沫若与外国文学的问题》，《四川大学学报丛刊》1979年第2辑。
身在海岛，心潮逐浪高。当新的一年到来的时候，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解放军大举反攻节节胜利，国民党军队望风披靡。为迎接这个人民大胜利的一九四八年暨欢迎郭沫若、茅盾、翦伯赞等人来港，文协香港分会于年初的一天晚上举行新年团聚晚会。会上沫若讲话，建议从事文艺活动的朋友们，虚心袒怀地研究一下新的一年文艺的任务，从而制订出一九四八年中国文艺运动的纲领，这样才能迎接更大的胜利。他想到日前参加部分离校的中大师生举行的新年团拜时，曾应大家要求以《一年来中国文艺运动及其倾向》为题作报告，谈到今后文艺“要丰收，就要把作家的臭架子去掉，真正的向老百姓学习，向群众学习，甚至向小孩子学习”。他认为，这个问题应当在纲领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沫若实际上担负了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香港分会的领导工作，对于如何开展文艺活动，他有许多设想和考虑，总的方向是：“人民至上，革命至上”、“生活第一，意识第一”、“战友集中，火力集中”①。具体说来，在《斥反动文艺》一文中，他坚决主张以是否有利于人民解放战争作为今天衡量作品好坏的标准，号召有正义感的朋友们拿起笔来参加文艺阵线上的大反攻，扫荡形形色色的“封建性”、“买办性”的文艺。然而落实到具体作家和作品的评价时，却将沈从文、朱光潜、萧乾等人的作品一律斥为“反动文艺”，批评沈从文“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朱光潜是国民党的“男作家”代表，萧乾则是“标准的买办型”，并分别给他们贴上“桃红色”、“蓝色”、“黑色”的标签，这显然带有严重的偏激情绪，而他当时却自认为战斗性强。在另一篇文章《开拓新诗歌的路》中，他明确提出“今天的诗歌必然要以人民为本位，用人民的语言，写人民的意识，人民的情感，人民的要求，人民的行动”；并指示了开拓诗歌的两条大道：一是启发人民的文艺活动，让人民自己写，二是诗人向人民学习，先存心努力去做人，然后再存心努力去做诗。
①《文艺活动的总方向》，1948年3月《文艺生活》副刊海外版第2期。
什么才是今天真正人民的文艺？沫若早已从解放区的一系列文艺作品中得到解答。在上海期间，他就读过赵树理的小说《李有才板话》、《小二黑结婚》和《李家庄的变迁》，读过李季的诗《王贵与李香香》，读过贺敬之等人的歌剧《白毛女》，看到了新的天地、新的人物、新的感情、新的作风、新的文化，它们把“五四”以来的那种知识分子孤芳自赏的情怀完全洗刷干净，显示出从人民翻身到文艺翻身的新气象。他要把这种崭新的文艺推荐给国统区和港澳的广大读者。因而当他获悉《小二黑结婚》已被改编成剧本，将由南方学院文艺系学生登台演出时，他连连夸奖：“好，这很好！用艺术的形式介绍新世界的生活，让旧世界开开眼界，很有意义。”随即高高兴兴地为他们题写了《〈小二黑结婚〉演出手册》，并在看了他们的彩排之后，还题词向广大观众作介绍，说：
时代的进展是惊人的，胡适摹仿易卜生而试作的
《终身大事》，到现在还不过廿几年，但已经象有二百几十年那样。那种个人主义的儿戏老早走下了舞台，现在是集体力量反封建的时代了。我前二年读赵树理先生的《小二黑结婚》，有了这种感觉，虽然同在处理婚姻问题，而且也同在反封建，但两个时代是怎样相隔得天边呀！现在《小二黑结婚》由王逸先生改编为剧本，并将用粤语在香港演出，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故事虽出在北方，但中国的封建社会，无分南北，都是一样。我们倒希望南方的无数小芹，与小二黑都得凭集体的力量来获得人生的自由，欣欣向荣的永远的春天。①
①见1948年11月4日《华商报·茶亭》。
沫若尽力向香港读者推荐他所热爱的解放区人民文艺，希望书店多卖这类作品。他听说尖沙嘴区的智源书店是经售进步书刊的，便常去光顾，而且为该店题写了招牌。当时香港的《华商报》、《文艺生活》海外版等进步报刊，也都得到了沫若的热情支持，既经常为他们撰稿，又不断参加他们的各种活动，几乎成了“社外总编”。
既非解放区也非国统区的香港，实际上是个标准的殖民地。沫若初来不久，就看到英国当局以卫生为名强行拆平九龙数百家中国民房，并派武装警察督拆居民临时搭的帐篷，居民奋起抵抗，竟被警察开枪打伤多人。广州民众闻讯后即举行示威活动，烧毁了沙面的英国总领事馆，国民党政府非但不采取妥善措施，反而下令镇压示威群众。沫若当即会同各民主党派领袖就此事发表意见，他怒斥香港英国当局“侵害中国主权”，警告一切帝国主义者“应该认清楚我们中国的真正的主人，认清楚我们中国人民磅礴的内在力量”，同时谴责南京政府的无能和无耻，呼吁“今天我们作为中国人民，最迫切的任务是加速使这个空前绝后的坏政府垮台，一切的国家权益才能够得到基本的保障”。①
①《对九龙城事件之意见》，1948年1月20日《华商报》。
“空前绝后的坏政府”正在疯狂地作着垂死挣扎，他们从北到南、从西到东地残酷镇压学生运动，结果惹得愤怒的烈火烧得更旺，反饥饿、反迫害的斗争先后遍及国统区十多个城市。沫若表示了极大的关心。一、二月间，上海同济大学等校学生为争取民主权利而请愿，遭到国民党三千军警的武装干涉，受伤、失踪达二百余人。沫若与马叙伦、侯外庐、沈钧儒等五十七人联名发表宣言，声援学生们英勇的抗暴斗争，吁请海内外爱国人士同伸正义，制止独裁。
沫若的心一直向着代表中国人民希望的革命圣地延安。他知道，人民解放军为了诱敌深入，一九四七年三月主动撤离延安，仅仅过了一年，一九四八年四月就又收复了它。可是被国民党蹂躏得遍体鳞伤的延安城需要重建，流离失所的陕北灾胞需要拯救，他怎能忍心坐视？于是由他和立群出面，串联茅盾、聂绀弩、黄药眠等五十名文化战士发起集体捐献，他带头捐款四十元，是最多的一个。他还代表大家执笔，登报表示“我们这一小群的力量是很有限的，我们现在仅以象征的捐献，作为恢复民主圣地的几片砖瓦”，希望广大爱国同胞“重新提起”抗战期间的两句口号：“有力出力，有钱出钱！”一同参加捐献。①
①见1948年5月7日《华商报》。
火花血涛迎五月，四方喁望盼天明，中共中央发布了纪念“五一”劳动节的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沫若觉得新民主主义革命快要到达结晶的阶段了，他与李济深、何香凝、蔡廷锴、谭平山等人一方面致电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并转解放区全体同胞，表示坚决拥护这一伟大号召，确认当前筹备新政协会议“密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另一方面又致电国内外各报馆、各团体并转全国同胞说，为响应中共中央号召，“全国人士自宜迅速集中意志，研讨办法，以期根绝反动，实现民主”。①没想到因交通阻隔，迟至八月初毛泽东才接到电报，即复电沫若等人，希望共同研讨新政协“会议的时机、地点、何人召集、参加会议者的范围以及会议应讨论的问题”。②
①见1948年5月6日《华商报》。
②见1948年8月5日《华商报》。
小小的海岛上，由于有郭沫若、何香凝、沈钧儒等一大批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在谈论国家大事，关心时局的发展，显得生机勃勃，春意盎然。这些人与共产党戮力同心共存亡，为了国家的前途和人民的幸福，愿遵循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决定自己的行踪。正如沫若在《华商报》编辑部举行的“目前新形势与新政协”座谈会上所说：“举凡对于人民革命有必需的事，为中共所不能说，不便说，不好说的就由我们说出来”，甚至还表示“不怕做尾巴，也不怕人给我一顶红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