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煜さ哪昵崛说乃劳觯彩鞘滞葱牡模欢庋氖虏皇翘焯於荚诜⑸穑孔魑芾淼乃荒芩担骸案锩苁且形摹Ｎ形嘧持荆医倘赵禄恍绿臁！蹦衾斫庾芾淼笔钡拇澈托那椋虼怂挥刑岢鋈魏我蟆�
只是从这一天起，沫若经常伏在案头，用他那颤抖的手执着毛笔，工工整整地在抄写儿子世英留下的日记。这是与儿子交谈的最好方式，也是寄托自己哀思的最好方式。不管泪眼昏花，不论手腕无力，他总是不停地抄写，作为历史学家的沫若，他坚信历史终将公正地给每个人作出恰如其份的评判，那时他手抄的这些日记，就会证明世英是含冤负屈而死的。孩子，你安息吧！同志们，你们安息吧！沫若时时手抚那些厚厚的抄本，想借此告慰儿子的亡灵，也安抚这两三年来接二连三被迫害至死的老战友的亡灵，请相信：历史的长河总有澄清的一天！①
①以上均参阅郭庶英等：《回忆父亲》，《四川大学学报丛刊》1979年第2辑。
五十六
历史跨进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对处在所谓“文化大革命”狂涛中颠簸的中国，世界各国人士无不怀着极大的兴趣，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因此外事工作便又日渐忙碌。曾经好几个月都被闲置在家的沫若，这时又经常需以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身份出来接待外宾，并被派遣至尼泊尔、巴基斯坦、埃及等国进行国事访问。沫若还曾在美国女作家安娜·路易丝·斯特朗的骨灰告别仪式上，代表中国人民致悼词，赞美她是美国人民的优秀儿女，中国人民的忠挚朋友。一九七二年随着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后两国关系的日趋正常，以及紧接而来的中日建交等重大的外事活动，沫若总是与周恩来在一起，接待了包括尼克松总统在内的许多美国客人，和西园寺公一、松村谦三等日本朋友。中日之间结束了长期以来不正常的状态，建立了友好的睦邻关系，这也是中日两国无数人士多年来共同努力的结果，沫若感到无限欣慰。这年秋天他作的《沁园春·祝中日恢复邦交》，以“赤县扶桑，一衣带水，一苇可航”，“情比肺肝，形同唇齿”的诗句表现“两千年友谊，不等寻常”；“从今后，望言行信果，和睦万邦”更表达了中日两国人民的衷心愿望。
特别令沫若感到兴奋的是，在那摧残文化的岁月里，当“中央文革小组”江青一伙妄图从人们头脑中斩断“五四”以来的进步文化传统的时候，日本却于一九七二年春再度演出历史剧《屈原》，从一九五二年首次上演该剧算起，这已经是第三次了，仍由河原崎长十郎主演。这次演出，在日本也是经过不断斗争才得以实现的。记得，一九六八年长十郎访问我国后即将离开北京之际，他跟沫若谈到自己回国后仍想上演《屈原》的愿望，当时的确使沫若感到意外，两眼紧盯着他问道：“您怎么看待我的《屈原》？”回答是：“我相信在现在的日本上演先生的《屈原》，将会受到广大观众的极大欢迎，肯定会给日本社会带来很大的影响。”①沫若“嗯”了一声，没有明确表态。这一席话始终温暖着沫若的心，他深信将来总有再上演自己历史剧的一天。这一天终于来临了，虽然是由日本人来主演，不过这一事实昭示着：善良而正直的人们是需要《屈原》的。
滋兰九畹成萧艾，桔树亭亭发浩歌。
长剑陆离天可倚，劈开玉宇创银河。②
①河原崎长十郎：《崇高精神的生涯》，见《日本文学情况与研究》1978年第1期，吉林师大外研所日本文学研究室编译。
②《沫若诗词选·〈屈原〉在日本第三次演出》
这个信念给沫若屡受重创的心灵，带来慰藉与力量。沫若十分感谢长十郎等日本朋友，特地题赠上面这首诗，并曾捎信对“长十郎先生孤军奋战，不胜苦劳”表示慰问，“祝愿取得非凡的成功”。一九七三年，他邀长十郎等人再度访问中国，请他们到家中作客，对他们再次表示亲切的慰问。
七十年代初的几年中，沫若又象当年在日本那样，以考古作为武器，争取为中国人民和全人类作出更多的贡献。其实，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即使是沫若为了儿子民英、世英的死受到严重打击的年代，他也坚持工作，只要一听到哪儿在进行新的地下发掘，他总是马上不辞辛劳地赶到现场。一九六八年满城汉墓发掘时，沫若沿着崎岖的小径，居然以七十六岁的高龄攀上了陵山山腰，亲自进入墓室参观指导。一九六九年夏，北京拆除西直门箭楼时，发现了元代和义门瓮门遗址，他马上来到现场，登临高达二十多米的城门楼上，细心察看城楼南壁上元代至正年间的墨书题记。①
①夏鼐：《郭沫若同志对于中国考古学的卓越贡献》，见三联书店1979年5月版《悼念郭老》。
一九七○年遵照周恩来总理指示，沫若派科学院考古所同志去成都凤凰山明墓进行发掘。翌年六月，又受总理嘱托，召集在北京的十三位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为故宫重新开放，逐句讨论、修改《故宫简介》初稿。老朋友们多年来彼此间因“文化大革命”都断绝了来往，这时重新相见，百感交集。会后他亲自总成这份稿件，并向总理作了汇报，总理也提了修改意见，最后才审定通过。①这些事情并不重大，但在非常时期能有这点事做做，且能取得小小的胜利，沫若觉得受到了很大的鼓舞。在偌大的中国，考古、历史研究工作是不能中断的。七月间，经与文物考古部门负责人商量后，沫若写报告给周总理，要求批准出土文物出国展览，并提出《考古学报》、《文物》、《考古》“三种杂志拟复刊，以应国内外之需要”。由于周总理的支持，这一炮又打响了，沫若终于争得了出土文物到国外展出的机会，便亲自设计了展出方案，审定陈列展品。②工作越忙，他越感到自己作为一个考古学家，在这个阵地上是有力量的，事实将向世界证明：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开掘与发扬，再也不能被延误了。
①吴仲超：《德业难忘》，见三联书店1979年5月版《悼念郭老》。
②《文物》编辑部：《德业巍巍典范长存》，《文物》1978年第9期。
一九七二年，沫若为安阳新出土的牛胛骨的刻辞作了考释，对陕西西安南郊出土的日本银币“和同开宝”作了考定，为山西发现的侯马盟书的新石筒和玉片进行考释，同时对自己旧作的不确切之处作了补正。他将这些论文连同上一年年底所著《卜天寿〈论语〉抄本后的诗词杂录》及《〈坎曼尔诗签〉试探》等论文结集在一起，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一九七二年八月出版，题为《出土文物二三事》。这年冬，他又为故宫博物院青铜器馆陈列的屄敖簋上字迹已模糊难辨的铭文作了考释，确定了该簋的年代和制器主人的身份。翌年春，又为陕西兰田出土的有重要史料价值的青铜“永盂”铭文作释，并亲笔将释文写成一寸见方的正楷，列于盂旁，供参观者参考。由于意识到考古在这时是一场特殊的战斗，沫若又挤出时间来重操旧业，终于取得了新的收获，他觉得自己的笔，总该为中华民族的后代尽量多留下点什么。
光自己发挥作用是不够的，沫若认为还要关心和支持同行业的朋友与后进。对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在一九五九年就接受的、由他担任主编的国家重点项目《甲骨文全集》的编辑工作，在一九七二年得以重新恢复，他感到很欣慰，特于一九七三年给具体负责这项工作的胡厚宣写信说：“工作既在进行，就积极推进，把稿子编好，是目前第一要紧事。”沫若顶着“四人帮”对知识分子挥舞大棒的压力，他还到处打电话寻找胡厚宣，想直接跟他谈谈，因为没有找到人，又设法捎信给他，希望他一要趁年富力强，赶快将自己的旧作整理出版，二要努力培养接班人，保证自己的工作后继有人。①这些话象春风一样，温暖了编委会同志们的心。至于对早在一九五九年就开始接受任务的《中国史稿》编写组，在它被“四人帮”解散和查封时，沫若于自己处境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特地通过秘书王廷芳表示了愤慨和对同志们的关怀，给了大家鼓舞和力量。②
①胡厚宣：《沉痛悼念尊敬的郭沫若同志》，见三联书店1979年5月版《悼念郭老》。
②尹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