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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当时天色已晚，龚兴言决定第二天再展开调查。
这天夜里，他躺在招待所的床铺上，始终睡不着觉。龚兴言好喝点酒，可今天他滴酒未沾。心里总有一种预感，觉得案子可能会有大的突破。等了多少天，警方花了多少警力，前后那是几万人次，大家都为这一个案子辛勤劳碌着。这一时刻怎能不让人激动呢？可同时他又很担心，越觉得有希望，也就越担心。采访时他说：“我反复想，专家论证会上定的条件和我现在获得的情况有出入，脑子总走不出身高不符这个怪圈。我们掌握，他们就两个人，多出个女的也是个新情况。但从其他条件看，我觉得像。越琢磨越觉得，主要的条件都具备。可越觉得像心里就越不放心。这么翻来覆去，折腾得我一夜没睡好觉。那天夜里，我的压力太大了，因情况没最后落实，我没有给杨厅长他们打电话。”
这一天，指挥部杨德禄、刘晓辉等人也过得不轻松。前方没有消息，这反而证明事情有推进。如果线索被查否，龚大队长恐怕早就返回来了，他没回来就说明事情有查头。在杨德禄的脑海里，这个案子已趋于明朗化，这条线索基本条件都对得上，有老龚在前边担纲，这条线索应该出情况。
三、关键性的突破
1997年9月5日上午，龚兴言、曾广宇、祁军强、魏江年等人在市场上找到吴子明的弟弟吴子兵。
苦思了一夜的龚兴言此刻反倒不着急了。他坐在吴子兵的烤肉摊上，像拉家常那样和吴子兵谈了近三个小时。作为一个老侦察员，他心里有数，像这样的重要谈话不能单刀直入，必须联络愿情。谈话要谈到一起，把关系拉近，取得对方的信任。
龚兴言和吴子兵漫无边际地聊天——
“卖烤羊肉一月收入1000元，不错，我才900块，你比我这个大队长还强。”“你哥啥时候刑满的？在哪儿服的刑？刑满出来多不容易，应该找个正当职业好好干。”“你们哥几个，说起来，还就是你有出息。哥们弟兄的，你也应该帮帮他们……”这些情况，都是龚兴言事先向派出所和魏江年了解的。
一来二去，吴子兵打开了话匣子，他对龚兴言说：“你是个好人，我有话愿意跟你说。”龚兴言问：“吴子明不在家啊？他去了哪儿？”吴子兵说：“我哥（吴子明）走了，前些天走的，没说上哪儿，也没带什么衣服。”说话间，已流露出伤感情绪。
龚兴言看条件成熟了，把天山无名尸照片拿给他看，一边观察他的表情。
这是关键时刻，龚兴言、曾广宇以及当时在场的魏江年，都显得紧张。
吴子兵默默地看一阵，用手挡住上半部看下半部，再用手挡住下半部看上半部，渐渐的，眼泪流出来，身子一软，坐了下去。
龚兴言当然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吴子兵认识这个人，这是显而易见的。这个很可能就是他的堂兄，不然，他不会这样动感情。现在吴子兵需要的只是一点时间，他已经按捺不住，他就要说了。
吴子兵抬头看看龚兴言，说：“我跟你讲实话吧，这个人就是吴子明。”
龚兴言问：“你能肯定吗，他就是吴子明？”
吴子兵说：“这就是他……这耳朵，还有他的下颌，他穿的衣服……百分之九十，百分之一百就是我哥……”
龚兴言大舒了一口气——尸源找到，这说明案件已经攻破，余下的就是落实细节，查证有关证据，缉捕嫌疑人了。
他们把吴子兵带到147团场派出所。龚兴言重新询问了有关情况，曾广宇做笔录。
吴子兵说：“吴子明是我大叔的孩子，我大叔叫吴占敖，我父亲叫吴占山。我家住在一中小区，吴子明家住8连。从今年春天，我哥吴子明就和一个北京人在一起。那个北京人叫什么我不知道，我哥叫他山子。北京人还带来一个女的，个子比较矮，大约有38—39岁的样子，讲带四川口音的北京话。他们来新疆，说是做羊毛生意，后来又说做棉花生意，我哥和他跑过一些地方，但什么生意都没有做。后来，那个北京人买了一辆黑色油箱带白道的嘉陵牌70型摩托车，是5月1日前后买的，花了6000元。再后来又租了房，买煤气灶。听说钱花光了，他写信给北京，北京给他寄的钱。钱寄到我大叔家。我哥的摩托车，8月10几号的时候，我哥开回8连，给我大叔了，让我大叔学骑摩托车。我记得那个北京人是在6月份就搬到团部租的房子住了。”
龚兴言问：“吴子明镶过牙没有？”
吴子兵说：“这我不清楚，得去问我大叔。”
龚兴言又问：“你最后一次看见吴子明和北京人是什么时间？”
吴子兵说：“大概在8月23—24日，我见过他俩，以后再没见过。那天晚上，我哥和那个北京人到我的烤肉摊上，我哥说，他和北京人要出去玩几天。我媳妇问，去哪儿玩？吴子明说，去天池。我媳妇也想去。吴子明说，他们要去一礼拜。我对我媳妇说，去一两天还可以，去一礼拜可不行，现在烤肉摊忙得很。我没让她去。”
龚兴言拿出天池无名尸的照片，要吴子兵再辨认一下。
吴子兵说：“我看这张照片，从鼻子以下看不清楚，鼻子以上部分，眼睛、眉骨，头发都特别像吴子明。”
龚兴言说：“你再看看这两张照片。”他拿出“8·19”案件摹拟画像。
吴子兵：“这人有点像那个北京人。”他指了指高个子，停了一下他要求再看一下尸体照片，说，“这就是吴子明，越看越像。”
龚兴言问：“吴子明走前还说过什么？”
吴子兵想了想，显然在做思想斗争，然后说：“我哥跟我说过这样的话，他和北京人在一起有很多事情不好讲，他这次出去，可能10月底回来。如果10月不回来，那就是出事了。我还想说一句，这个人（指尸体照片），99％是吴子明，离稍远一点看，这人就是吴子明。”
龚兴言问：“北京人平时穿什么衣服？”
吴子兵说：“经常穿一件黑衬衣，爱戴一副大框墨镜，我哥出去也戴墨镜。”
龚兴言说：“还有什么？”
吴子兵说：“7月底8月初，我哥给我说，他和北京人在一起心里很害怕，但有些事他们是一起干的，他现在脱不了身。他还跟我说，北京人是在北京犯了案子，跑过来的。吴子明还说，我到天池去，也可能直接去口里，不回来了。那个北京人有家伙，不是刀，是枪。他在口里做了些事，在这边也做了些事。什么事你不要问。我要是一个月不回来，我可能就不在人世了。你去报警，我家里有个蓝皮笔记本，你好好翻翻，那里边有他俩人的地址……”
事情已经相当清楚地摆在面前，一切都无庸置疑。
两个人，北京人和新疆人，两人一高一矮；白宝山是在北京犯案过来的；两人要去天池玩，时间在8月24日之后，天山无名尸死亡时间是8月26日；吴子兵认定死者是吴子明；吴子明临行前为自己准备了后路——他把白宝山和那个女人的地址留在家里。
若是一般侦察员，获取了这样关键性的线索，立刻就会向指挥部报告。可这个龚兴言，却是沉得住气。线索到手，他索性一鼓作气查了下去。
取过吴子兵的笔录，龚兴言等人立刻来到8连吴子明家。
龚兴言说明来意，把尸体照片拿给吴子明的父亲，吴父戴上老花镜看了好一阵，眼圈红了，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转。龚兴言问：“这人是不是你儿子？”老人说：“看着像，不敢肯定就是他……”龚兴言问：“吴子明走的时候，穿的什么衣服？”老人说：“他是穿西服走的，穿走了西服上衣，裤子还在家里。”这是件有利的物证，龚兴言提取了吴子明放在家中的西裤。龚兴言又问：“吴子明走时，是不是留下一个笔记木？”吴父说：“有，子明是有一个笔记本，我放在抽屉里了。”老人把笔记本找出来，交给龚兴言。
笔记本很小，果然是蓝皮的。龚兴言翻了翻，里边没记什么东西，翻到中间一页，龚兴言眼睛一亮——那里边歪歪扭扭地写着两行字，正是白宝山和那个女人谢宗芬在北京和四川的住址。
离开8连，龚兴言等人在莫索湾公安局魏江年探长的带领下，来到白宝山、谢宗芬、吴子明合租的房子。屋里里空荡荡的，床上已经没有了行李，显然他们离开没想再回来。龚兴言等人谨慎地提取了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