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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辉处长花了大量时间，从白宝山所犯第一起案子，一直谈到最后一个案子，包括所有的作案细节，在分析白宝山犯罪的心理过程的同时，从侦查学的角度捕捉白宝山个案中的普遍意义。
通过这次审讯，刘晓辉依据白宝山的供述，总结出涉及狱政管理、公安基础工作、重点人口管理、快速反应、盘查堵控、专案调查、缉捕项工作的33条经验教训，呈报公安部领导，送达新疆公安厅四处和北京市公安局二处。
北京、新疆方面均认真进行了研究，并制定了相应的措施。
采访张秀明厅长是新疆下第一场雪的时候，我从昌吉市返回乌鲁木齐。路面冻得像镜子，司机小心翼翼，不能踩刹车，否则就会横着滑出去。
在张秀明厅长的办公室见到他。张厅长身材较高，戴眼镜，是一个很有激情的公安高级干部，谈话间，会把眼镜摘下拿在手上，在房间里来回走动。
他告诉我，他是新疆最大的警察头子，然后笑了。
新疆“8·19”案件发生时，他派杨德禄、张彦勇、张海去现场，他在指挥中心掌握整个动向。这天之后，他和杨德禄副厅长，买买提·肉孜副厅长，天天碰情况，分析案情，做出决策。“8·19”大兵团围追堵截、出兵石河子、147团挖地三尺、天池无名尸一追到底，这些关键性的环节上，张厅长坚持一条：厅党委定了的事，就要坚持下去不动摇。
张厅长说，动用警力，该动用的就要动用。很多工作都不是徒劳的。这次我们大约动用了六万人次的警力，不过过筛子，心里踏实不下来。面上的工作，要配合重点工作，这方面丝毫不能含糊。
案子破了，张厅长说，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深思，总结胜利也要总结哪些地方存在失误和不足。
他认为，这次案件的侦破，充分发挥了专门机关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作用，运用了现代技侦手段，体现了基层民警闻风而动雷厉风行的威力。同时，这又是各地区协同作战，各警种互相配合所取得的成果。各地区协同作战，缩小了各地区的距离，缩短了时间差，把犯罪分子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一旦突破，迅速将犯罪分子予以捕获。
张厅长说，各地区没有理由封锁消息。相互协作，这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刑侦格局。我们警察站在全局利益上想问题，实施好每一个工作环节，打击犯罪，保护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这是实实在在的贡献。这个案子并案之后，无论北京还是新疆，都为案件的破获，立下了汗马功劳。
他告诉我，新疆警察是很厉害的，一声令下，指到哪里就能打到哪里。他们付出的很多，条件艰苦，没有节假日，不分白天夜晚。下边的基层民警是这样，各级领导也是这样。大家都没休过星期天，星期天是我们分析案情最好的时候。
这个案子前后17天（指“8·19”案发后），惊动了全国，过程圆满，没留下遗憾，没留下尾巴。各地方的工作是综合的，公安部的协调作用不可少，北京、河北、四川共同行动，石河子公安局按照区厅的部署，一步扣一步，这都起到了重要作用。案子在新疆处理，有个大局问题，部里充分考虑了这个大局。
案子的性质十分恶劣，犯罪分子直接把矛头指向国家机器，侵害对象是我们的军队，这是公然的挑衅，是决不能容忍的。
为什么他能够在监狱里杀人？这说明我们在监狱管理、犯人改造方面还存在着问题。我们的改造政策，改造过程中运用的手段，如何把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显然做得不够。我们把战犯都改造了，决战不一定在战场，在人心的征服。为什么会出现白宝山，从初犯一步步到恶贯满盈的家伙，到杀都不足以平民愤的家伙，这是最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侦破案件，使犯罪分子得到惩罚，这是我们公安机关的硬指际，案件要破，要公布于众。公安机关破不了案子，老百姓不答应。同时，我们也需要社会的各个环节发挥作用，各司其职，使社会良性化。没有矛盾不可能，犯罪必须打击，但有矛盾，不应该使它激化。
张秀明原籍山东，在新疆长大，他毕业于新疆大学，父辈是老公安，对新疆很有感情、张秀明早年在公安系统工作，后来调到地方上，当过多年的市委书记、地委书记，在喀什工作了8年，他是民族问题专家。调回公安厅担任厅长，后来担任新疆党委常委，他在新疆治安的综合治理上，是个强劲派。
采访杨德禄副厅长，是在整个采访工作将要结束的时候，前期只是泛泛地谈谈，他就把我“发”了下去，告诉我，我们没什么好写的，多写写我们下边的民警，他们的工作很辛苦。
杨厅长祖籍天津，家在天津天后宫一带，是天津的老户。他16岁当公安兵来到新疆，很快就转到公安上，1960年开始接触刑侦工作，从基层一步步升为主管刑侦工作的正厅级副厅长。
给我的感觉，杨厅长平易，在刑侦系统威信很高。他的威信来自他的人品，更重要的是他在业务上要求严格，眼睛里不揉沙子。下属既不怕他也怕他，案子说不清，线索根据不足查得不细，到杨厅长面前是过不了关的。
杨厅长告诉我，侦查工作，没有常胜将军，不都是过五关斩六将，麦城也要走不少。功夫做到了，也重视了，就是没破，这样的案例也是有的。这项工作不像有的侦查通讯上写的那样，从开头到结尾都英明，实际上这项工作很辛苦。
杨厅长不希望新疆的案子多起来，但出了案子，工作来了，他会想得很周全很细致，安排下去，组织侦察人员侦破它。
关于白宝山案件，他从业务角度说得多。对于新疆，这是个典型的刑事案件，他的思路，始终砸在寻找罪犯的落脚点上。“8·19”案发到9月5日白宝山被抓获，整整用了17天。新疆方面对案件的基本判断，重点区域的划定，几处现场特征的捕捉，物证的运用，以及并实后的工作，都是准确的，没走大的弯路。
杨厅长说，最早两起涉枪案件，在149团杀了我们两个警察，引起厅里的重视，派张卓敏过去参与工作。一周多，无重要进展。当时乌鲁木齐对外经济贸易洽谈会要召开，北京十五大要召开，这是一个不安全因素，所以召开了8月18日的会议。张厅长要我出面，上上螺丝，我出面都是上螺丝。会上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在141与149团的中间地带可能有一处落脚点；二个是防范他们到乌鲁木齐来作案。要害部门、银行系统、重要人物的安全工作都做了布置。结果他们第二天就来了。当时案子还没跟北京连上，部里调子弹，开始我的指导思想是立足本地解决问题。新枫、晓辉打电话，认为并比不并好，并上条件多一些，并不上对新疆的工作也无大影响。送弹，结果并在了一起，当时就意识到责任更重大了。“8·19”案件，在新疆就是有史以来的大案件，和北京一并案，影响更大，压力更重，当然，破了案子，挽回的东西也更多一些。全国并案会开得很好，成功，高效。新疆有大量的物证，有目击者，这是破案最基本的条件。新疆是重点，这是责无旁贷的。时间不由新疆决定，部里要求十五大前破案，不然罪犯带着枪支蹿回北京不好办。这时离十五大召开还有10天左右。我说案子能破，这有把握，但限期在十五大之前，没十分把握。最后定的调子是十五大前取得重大突破。结果比预想的好，白宝山在十四届七中全会召开的前一天晚上抓到了。
这个案子，新疆方面我出面，代表厅党委抓总，组织了领导小组，制定方案；晓辉留下，代表部里协调督办。
石河子派张卓敏先过去，研究开会布置。不久阜康消息过来，我和晓辉去了天池。把死亡时间定了，倾向于内部火并。回来向张厅长汇报。他说，暧，老杨，这肯定是北京人把我们新疆人打死了。我也有这种感觉。找尸源，让法医整理一下，尸体像个鬼。147团找，兵团找，不能离开重点。
兵团开一个会，王汉儒副司令主持。兵团是半军事化，这个会议很重要。这样下边能动起来，能召集起会议，不能只是个别走访。晚上，我和晓辉在石河子，马荣市长请吃饭，说起这条线索。一个北京犯人要子弹打野猪。地方上的领导人了解信息范围广，一般是他听了认为重要，反映过来。结果这条线索查出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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