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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住的伙伴说：“他们敢怎么样？我才不怕！你先回去吧，我要跟刘叔找个亮堂地方说话。”
在老城隍庙通宵快餐店，我请赶秋喝啤酒，他把自己的恋爱故事讲给我听。与他相爱的姑娘名叫春棠，跟他不是一个省的，也来自穷乡僻壤，刚来时到一家灯具店打工，后来转到他们工地食堂。春棠是头年由她一个姑妈带到北京来的，姑妈在北京混了10多年，见多识广，如今在一个大富人家当管家，那家人客厅里的水晶吊灯就值10万元，一个宅子里有五个卫生间；春棠打过工的那家灯具店，是那大户人家的无数买卖之一，店主是大富豪的一个堂侄。姑妈的意思是京城里充满了机会，要春棠瞅准了千万别错过，对此，家乡的父母也抱有很大的希望。但春棠半年前没跟姑妈打招呼，就自己辞了灯具店的工，转到了建筑工地的食堂。这当中的原因，在春棠跟赶秋相好之后，详细地说了。赶秋那天对此点到为止，没有给我转述。我可以想象。现在姑妈把春棠父母也招到了北京，三个长辈，加上大富豪的太太，当晚正把春棠叫过去，为那灯具店老板的打算，给她做工作呢。而刚才就有几个嘴里喷着酒气的陌生人到工棚里，气势汹汹地吆喝着找赶秋，所以同伴好心地跑来报警。
那晚回到家，我在廉价的日光灯下，把赶秋讲给我的事情默默回味了很久。这可以写成一篇小说么？或者，可以据之编一出电视连续剧？对于赶秋和春棠，那是他们生命史上惊心动魄的大篇章，但是对于越来越挑剔的读者和观众，这样的人物、故事、冲突以及结局——不管是有情人终成眷属还是有钱人果然厉害——都可能招来“不过尔尔”的讥评。如今世道下的观赏者，真的只一味追求新奇刺激而绝对漠视朴素的永恒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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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心剧场（2）
思绪忽然从北京的护城河驰往了伦敦的泰晤士河。去年访英回来，一直有编辑约我写关于莎士比亚故居和伦敦环球剧场的文章，我却迟迟没有动笔。实在是因为如今出国访问旅游不再是稀罕之事，而凡到英国访问的，一般总不免要到莎士比亚故居一游，进入伦敦泰晤士河畔的环球剧场看一场莎翁名剧的演出也属家常便饭，有关的游记时见刊载，我又能道出什么新意？但那一晚在伦敦环球剧场观看一个葡萄牙剧团用葡语演出《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情景，却被赶秋春棠的事情激活，艳丽生动地复现在心头。演出的前三分之一，我与其说是看
演出，不如说是观剧场——那木结构且保持原木色调的环形剧场是刻意按莎士比亚时代的原状建造的，拙朴到简陋的地步，楼座的座椅就是长条凳，池座里的看客竟多半要站着。演出的当中那三分之一，我则为该剧导演与舞台设计的新奇手法而不断地发出惊呼、惊叹，其他观众也如是——看戏的大多是外国游客，能听懂葡语的大约很少，反正莎翁的这个戏大家熟悉到极点，听不懂却绝对看得懂。到戏的后三分之一，我的心被罗密欧与朱丽叶那淳朴而真挚的爱情牵动着，再不能平静，当悲剧高潮来临，由舞台上的配角组成的小乐队与合唱组奏出令人心碎的旋律、哼出如梦如幻的曲调，我眼眶一下子发热——而我思绪又跳回现在进行时，在楼下护城河的朦胧背景里，凸现出了赶秋和春棠牵手的剪影，我的眼眶也热了。
附近那栋高级商住楼落成了，晚上试灯，整栋楼像一座熠熠闪光的钻石山。那晚我刚巧从浙江回来，略事休息，忙跑过去找赶秋。哪里还找得到？工棚拆除，食堂解散，都在一夜之间。盖楼人照例是楼成免入，另赴新的工地。但我总算找到一张熟面孔，就是那个傍晚给赶秋报警的民工，他被雇为了新楼停车场的看守。我跟他打听，他死活不告诉我赶秋转到什么地方去了。末了我问：“赶秋一个人走的吗？”他瞪圆了眼睛，生气地说：“为什么一个人？他们远走高飞了！”
我微笑着回家，且不进楼，到护城河边徘徊。我想，莎士比亚绝不过时，他通过罗密欧与朱丽叶告诉了我们什么是永恒不朽的情愫；曹雪芹当然也绝不过时，他通过贾宝玉与林黛玉告诉了我们什么是完全可以超越，而什么又是绝对不能够放弃的……宇宙不停地膨胀旋转，世界不断地沧海桑田，人类不住地生死歌哭，艺术不懈地标新立异，而人心却有可能创造出恒定的价值。是啊，社会、人生是个比伦敦环球剧场更精彩的舞台，这是个环心剧场，我们都在自觉不自觉地参与演出，如何突破心之阴翳，获得心之光明呢？这是个永恒的话题，也是文学艺术万变而不能离弃之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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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 失 亮
我们身后，就是高耸的双塔摩天楼，刚从严冬的北京来到炎热的吉隆坡，我真不适应在烈日下跟人交谈，然而她不容我退到棕榈树的阴影下，紧追着我提问。我被她的诚恳与执拗感动，于是驻足凝望着她的眼睛，决心有问必答。
我是马来西亚《星洲日报》“花踪文学奖”的评委之一，除了早在北京已经投出一票，参评全球华文文学大奖外，还应邀在抵马后临时评定马华小说奖，并且上台担任揭晓嘉宾还
即席发表参评感想。全球大奖这一届的得主是中国台湾的陈映真，对此各方面都不觉得惊奇。但马华文学创作中的小说奖究竟谁能夺冠，对各方面来说却都是一个地道的悬念。马来西亚华族中有那么多爱好用中文写作的人士，这是令人欣喜的事，但这一届经过前期筛选最后送达终评者手中的10篇小说，我在北京读复印件时就觉得有些失望。它们有着两个共同的缺点，一是不知为什么都写得那么阴暗低沉，二是多篇都采取了片断镶嵌的朦胧写法，缺少讲清一个完整故事的动机或者信心。为了评奖的公正，这一奖项的作者署名是一律隐去的，10篇小说应该是出自10位不同作者的手笔，但我读来却觉得有几篇似乎是同一人之作。也许这是世界小说创作的新潮流？也许是我这人的小说观太陈旧？当我坐到《星洲日报》会议室，与另两位评审作家会聚时，不免心情忐忑。
两位名家都非让我先表态，性格使然吧，事到临头，还是不能圆滑过去，少不得直言10篇都不够精彩，特别是都缺乏亮光，如果非要拔出一个头筹，那么《夜雾》一篇差强人意……没想到二位名家也都表达了类似的看法，其中当地的老作家姚拓先生更说，我们越是坦率地批评，才越对马华小说的进步有推动作用。于是我就到颁奖台上去宣布了我们评审的结果，并且说，也许当下的世界确实有着太多的混乱与失落，也许人性中确实存在着那么惊人的阴鸷酽黑，而且阴暗的文本低沉的调式也属于小说创作中的一种流派，但入围的10篇小说都呈现着这样的倾向，却使我不得不在这里呼吁：还是不要对世界、人类和人性的光亮失去寻觅与表达的热情，如果原来所向往的光明不那么耀眼了，甚至觉得那并非真的光明，也应该坚忍不拔地另寻光明。给人心灵以亮，以希望，以勇气，那样的文字，是最应该提倡的！我说完，听到了掌声，不甚热烈，但已足以支撑我在文学观上的自信。
于是就有了散场后被追着询问的一幕。年轻的女士问：“《夜雾》的题目就够阴暗低沉，您为什么肯定它？”我告诉她，这篇小说写一位农村底层女性饱受丈夫虐待，尤其是精神虐待，那丈夫竟至于当着她的面跟未成年的女儿乱伦，这位村妇忍无可忍，最后在丈夫命令其准备洗澡水时，在澡盆里放入了毒蛇，当丈夫被蛇咬后要去医院时，她冷冷地说：“晚了。”小说也就在夜雾升腾中结束。我对它也不是很满意，但是，作者在冷静的叙述中，体现出了对弱者尊严的肯定，对男权世界的沉痛抗议，小说本身没有光亮，但多少能启发读者去拨开厚重的夜雾思索光明所在。年轻女士又问：“光明如何体现？难道必须像鲁迅先生写《药》那样，非在结尾写到的烈士坟头上添一个小小的花圈吗？”我说那当然不是上策，但有深度的小说总是应该保持着引导读者向真向善向美的亲和力，鼓励读者无论如何还是要热爱生命与生活，这也就是文本的亮度。年轻女士笑了，她告诉我：“其实我们那样写，并不是真觉得世道人心已经黑暗得谁都不想活了，主要的用意是觉得惟有颠覆才酷得过瘾，也包括故意地不把故事讲清楚，让文本像撕碎的纸屑……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