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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译本。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米兰·昆德拉的《不朽》，在国外刚出版了一
年左右，我们国内就见到了它的中文版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发展和积累当然会比过去
快得多。
在这个时期，恰恰操守成了最重要的。唯在这个时期，不能苟且，也不能展览肮脏。
我看过郑板桥晚年给他弟弟的一封信，上面说像我们这种能写几句诗、画几笔画的人太
多了，这就算当代“名士”？
实际上我们才算不得“名士”，我们不过是舞文弄墨的酸臭文人罢了，因为从我们的作
品里一点看不到人民的痛苦和时代的声音……他说他如果为了混生活，完全可以干点别的事
情，可以种地，何必捏着一支笔杆在纸上涂来涂去画来画去？世界上有多少种方法混生活，
如果用笔墨混生活，可就算最寒酸、最可怜的一种了。郑板桥的觉悟令我心动。我从此明白
了一个用笔的人怎样才能不寒酸、不可怜：这就是记住时代和人民，好好地思想，要始终站
立着。不能阿谀，也不能把玩——把玩自己的精神是非常可怕的。玩鸟也比玩自己的精神好
啊！我们现在有人崇拜的不是一种献媚，就是一种酸腐。
比起那些粗糙和浮浅而言，这种堕落更为隐蔽，并且有点“可爱”。不能忘记人、人
民，要有郑板桥那样的警醒。思想与艺术之域，保留下来的只会是战士。艺术本身有魅力，
那正是因为精神有魅力。一定要用心灵去碰撞，要写出人的血性来，只有这样才不能使自己
变得可怜。
除了可怜，还有一种让人讨厌的艺人。这种人任何时期都有，他的笔无论怎么变化，总
是跟一种强大的、社会上最通行最时髦的东西一个节拍。我们听不到他自己的声音。我们从
一开始就应该跟这部分人划清界限。我们的心灵应该与他们不一样，我们的同情心任何时候
都在弱者一边。同情弱者，反映最低层的声音——它正是未来所需要的。一个思想家、艺术
家，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坚持真理和正义，不向恶势力低头，永不屈服，永远表达自己的声
音，喊出自己的声音：
只要这样做了，就会生命长存……
时代：阅读与仿制现在到处都能看到简单的模仿，从人的衣着到说话的口气、举止，甚
至是恋爱的方式、会议开场白……模仿代替了真实的生活，模仿就是生活。在这种模仿中，
积极的、有意义的因素被不断抵消；一个生命对主客观世界的感悟、判断、分析和发现，都
降到了非常次要的位置。
相互模仿的结果就是一起走进了盲从。
一个作家的盲从实际上等于自我取消。一个小说家现在极容易找到借鉴或移植的标本，
他从中借取的可以是气韵、结构，也可以是思想本身；而当代读者不断受到时代风气的训
导，又极有可能在拙劣的模仿品中找到一丝亲切感，这也是一种盲从。
我们对于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作家相互影响、交流和渗透带来的收益往往估计过高——
杜绝模仿既然不可能，于是就尽可能从中发掘出有意义的东西，这恰是人类的某种怯懦在起
作用。
艺术与自然科学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在纵的积累和横的比较中都缺少突破性的、明显的
效果。心灵的精神的记载很难是一种“不断进步”。比如说我们不能断定今天的艺术超过了
古代的艺术，而自然科学的承接跃进却是不容置疑。
对于一个小说家而言，阅读带来的优长是显豁的，而造成的损害却是潜隐的。阅读能够
开发小说家的心智，但艺术创作主要不是进行心智的较量和比试，而是释放灵魂和生命本
身。
在一个人的全部创作过程中，最有意义的常常是一种悟想。悟想是排除干扰和影响尽可
能封闭的结果。给人的悟想以帮助的，主要就是他寄生和依赖的那片泥土。
现代小说艺术逐渐失去了一种永恒的力量，主要原因就是舍弃了悟想，不自觉地走入了
繁琐的阅读和仿制。这是一个时代的命运，难以逃脱。
在一个塑料化纤和集成电路的时代，人就不可避免地要告别和脱离悟想。表现在当代小
说创作上，就是其作品越来越没有了个人思悟的色彩和质地，而总是急不可耐地加入贴近了
一个时代的主题和气质，比如共同的牢骚和伤感、共同的嘲讽和颓废。
对于这些危险，警觉和发现将是困难的——表述上和感知上的双重困难。即我们一时难
以分清某种思想和联想在多大程度上必须借助外力推动、对客观世界的顺从与反抗而带来的
某些自觉又有多少意义，等等。我们面对一种无可奈何，常常发出“只能如此”、“必须如
此”的叹息，实际上当然不必这样。
一个作家如果要奋力摆脱一些文化制成品的影响，整个过程有时竟会表现得十分壮美。
事实上也是如此。这就足以表明当代作家已经无路可逃，而不得不进行风格、观念，以及与
之有关的一切方面的拼死突围。
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大陆。可是我们却很容易发现大致相同的两个作家。于是我们从
中分辨那剩下的极少一部分异质，已经具有了重要意义。作家不可能成为群体。我们总是在
一个群体中只发现一个人：唯有这一个人才具有意义。其他的只会是一些充填剂，是被涂过
相同颜色的一种粉末和颗粒。
交流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从一个小说家的角度去考察，不由得陷入了迷惘。没有人敢于
公然否定它的意义。但是实际上我们已经不自觉地将欣赏的快感当成了全部，遮盖甚至混淆
了我们所要讨论的那种意义。我们阅读来自另一个大陆的作品，其实是在注视某一个生命的
奇迹；我们很少时刻告诫自己：这个生命与我是不同的，极其不同，他只是他自己。相反我
们总是更多地寻求共同点。对于一个小说家而言，关于不同点的提醒、关于奇迹的发现，才
是最为重要的。
真正的小说家极有可能不属于他的时代：他从阅读和仿制之中走了出来。
经验告诉我们，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我们有时会从一个时代文学潮流的总体演进中发
现一个陌生人。他不属于那个时代，但一个世纪过去之后，我们又会惊讶地发现，他生活过
的整整一个时代都属于他。
在今天，不自觉地仿制每时每刻都在发生，而且难以找到一个例外。除了以上谈论过的
原因之外，还有一个自古而然的原因：向往“中心”。经济和政治中心是存在的，而艺术的
中心是不存在的。因为，艺术不是数量的堆积，而是因为难以取代和归类才得以成立。对于
“中心”的认同，就是取消艺术的开始。
如果一个小说家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那么他必定是一个“自我中心”论者。除此而外
这个人还会是一个土地崇拜者，多少有些神秘地对待了他诞生的那片土地，倾听它叩问它，
也吸吮它。土地的确是生出诸多器官的母亲。小说家只是土地上长出的众多器官之一。
在那些自觉和不自觉的仿制者眼中，“中心”不仅存在而且会随着时间移动，比如说从
古希腊到巴黎再到北美。仿制是一个复杂难言的过程，它不是一般的模仿和抄袭；在今天，
一个小说家熟练掌握一种语言——时代的语言——已经不是难事；同样，掌握一个时代的主
题与人物结构，也并非不可企及。这是一个普遍走入了聪慧的奇特时代，到处可见举一反三
的行家里手，到处可见拼接组合如行云流水、让人叹为观止的人。天才的小说家几乎成了匠
人的同义词。
没有人反对艺术的个性、个人化，没有人否认它是艺术的生命。但今天问题的核心，是
怎样剥去覆盖其上的附着物，如同拂去水流之上的苔腻。仿制的方式和方向都是千差万别
的，比如可以仿古，可以由东方模仿西方，郊区模仿城市，也可以做得完全相反。在今天，
好的仿制者已经可以自觉地回避潮流，刻意走入一种虚假的“个性”。揭示这种误解和危险
才有意义。我们可以讨论：背向潮流的仿制是否更好？讨论的结果只能是：任何仿制都违背
了艺术创造的本质；进一步讨论又会发现，仿制几乎是不可回避的，但如何仿制却是可以选
择的。
既然生活本身是延续的，要借重经验和规范，那么人的创作活动也只能如此。今天的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