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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一生中提出了众多的政策建议，对美国乃至世界各国的经济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惟独他提出的教育券（school voucher）理论，多年来却一直处于众多的争议之中，至今也只在美国的局部地区得到试验。
其中最根本的障碍在于由此引发的违宪之争。争论的焦点是能否把纳税人的钱交给教会学校，从而涉嫌背离美国宪法政教分离的原则。还有一种不可忽视的强大阻力，就是来自公立教师工会的抗议。像所有的变革必须以摧毁既得利益的堡垒为代价一样，教育券的制度安排也面临着同样的“冰山”。
但长兴走通了，乃是一种基于国情的“来自民间的制度创新”。制度创新是需要本土知识的。“花开了，果子结了，但吃还要等等。”在长兴，一位年轻的私立中学老师对当地教育的发展如此展望。此时，所有的预言都显得空洞而渺茫，但有一点是真实的：果子结出来了——尽管是一枚青涩的果子。
冲破体制之枷教育券风暴
周其仁，国内第一个到长兴考察的经济学家。他的热情来自对现行公立教育垄断弊端的种种洞悉，亦来自对民营生命力的深刻体察。“为什么要用统一的标准制造那么多一样的人？”他的反复诘问让人不由想到弗氏同样犀利的省思，“我们今天的问题不是使人们一致，而是我们受到过多的一致性的威胁。我们的问题是扶植多样化，而为了做到这一点，另一种代替的制度会比公立学校制度更为有效得多。”
“政府办教育，产生的一个结果就是行政垄断。我们是自上而下，规定一套大纲，一套教材，一套教法，要中国人适应未来。民营有什么好处？它是发散的，多元的，它在一切方向上的探索可能就是对的，它比整体划一的错误机会要高。它有市场限制，你这个学校办得不好，学生就不来了，你就没有出路。不是说民间办学不会出错，我们政府办学也会出错，问题是出错的概率和纠错的机制是不同的。”
周其仁是在美国从网上看到这条消息的：中国浙江长兴开始实行教育券制。其时是2002年6月，长兴实验刚刚涉入浅水区。这位头发银白的中年学者激动不已：怎么可能啊？美国50年没有干成的事，中国的一个小县城怎么就成了呢？他一回国就马不停蹄地奔赴长兴，现在算起来不下三次。
“教育券思想其实很简单，中国的大学据我所知，已经进行了这种小范围的革命。一张饭票通行全校，饭票流动，增加了选择，有了竞争，饭菜质量就上去了。食堂的管理行为就改变了。很简单吧，弗里德曼的东西都这么简单。但弗里德曼的东西简单到并非任何人都能接受，因为它触犯了既得利益。把票发给学生，食堂就被选了嘛；把票发给食堂，食堂就居垄断地位。
“要刺激私立学校发展，采用教育券有帮助。你好好办，你跟公立学校有平等的起跑线，就有学生到你这里来。没有学券制改革呢，你是争那个补充性的市场，或者争那个非常小的特殊市场。这是我们今天研究的重点：穷国办大教育，怎么更好地动员社会资源进入教育领域？我觉得长兴这个点很要紧。”
这不由让人想起陶西平那个经典的“如果论”：如果民办教育有大的发展，那么就在教育规模扩大的同时节约了公共教育经费；如果节约的教育经费用于公办教育，那么就在增加教育经费的同时改善了办学条件。将这个假设延伸开去，我们需要追问的是，如何发展民办教育？如何解决教育经费？现在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没有！教育券有没有可能成为其中的一条可行路径？可能！那么，还等什么呢？！
逻辑就是这么简单，像弗氏的思想一样简单。但是，这简单如此直接地切入核心，让人无法躲闪隐藏其后的不能承受之重。弗氏质疑：孩子的所有教育在同一幢楼里完成，这明智吗？为什么不可以通过教育券提供更多的选择？为什么不可以让他们花一部分教育券在一个地方学习数学，在另一个地方学习英语或科学？
这种类似孩童般的天真大胆的发问，正开启了教育发展困境中的一扇门，亮光透进来了：自由选择必然会带来竞争，竞争会带来更多的好学校，不论是公立的还是私立的；这个开放的市场必然要求“政府部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迅速萎缩”。
扩大规模，扩大试点。长兴已经把火点燃了，一场新的竞赛开始了，这个比赛还没有结果。周其仁热情洋溢的鼓呼后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悬念。
与此同时，茅于轼先生对于教育券的中国前途，从经济学的视角作了更为审慎的判断。如果一套制度安排解决了价格问题，那它就是成功的。教育券没有解决价格问题，就永远不会解决教育资源的流动问题。这个根本缺陷决定了长兴教育券只是一种过渡形式，它必将向更规范的市场制度迈进，将来教育券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后，会退出这个领域。
经济学上有个常识：凡是能够强化竞争的创新行为，大概总能改善行为的效率。“但教育券竞争的结果是什么？是不是好的学校拿到更多的教育券？差的学校会不会退出竞争？如果我们总的教育投入就这么多，你怎么吸引更多的投资流进来呢？如果学校的总数不改变，淘汰也是一句空话。淘汰的学校学生上哪儿上学去呢？没有好的学校扩大，学生上学的问题就不能解决。”
诚然，教育券的实施关涉到现有的教育财政投入体制、人事管理制度和工资分配制度，更有赖地方的经济基础。在这一场触及制度层面的变革进程中，长兴还会遭遇多少暗礁？那些在捉襟见肘的地方财政中涉水的公办民办学校将如何面对这一场来自大洋彼岸的风暴呢？
现在，真的有人在仔细地算这笔账，算算教育券对于民办学校的发展意味着什么，对于国家意味着什么。一个叫陈辉的浙江省人大代表已在今年上书，提议省内扩大教育券试点。这笔账算得令人鼓舞：假设国家对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一年要投入费用5000元，而对选择民办学校的学生补偿500元或800元，如果有1000个学生选择民办学校，那么就可以省下一大笔投入。而选择民办学校的1000个学生，则可以支撑起一个民办学校。
已经有抢先一步“拿来”的了。2001年深圳市教育局提出，对享受义务教育者提供教育券，让学生自主择校就读，以教育券代替学费，并将其明确列入未来教育发展大纲。
针对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问题，有经济学家大胆设想：“如果全国农民都按着他的份额拿到教育券带着走，可以大范围兑现，对教育投资的城市化影响将会有多大！”与此同时，全国一些县市纷纷前往长兴取经，意欲在当地试点、推广。
疾呼、掌声、批判、争议，教育券掀起的“头脑风暴”激荡着每一个关注中国教育问题的人士，以及每一位渴望寻找创新路径的实干家。
长兴之火，能否燎原？拭目以待吧！
民办大学“战国策”“三国演义”
中国民办大学已经进入“战国时代”。
北京、西安、南昌；总能看到类似的场景：火车站长长的甬道旁，纷纷争相“露脸”的新、老民办大学直夺人的眼球；街头转悠的公交车身上民办大学的广告，早已成为人们眼里烂熟的流动风景；大大小小的媒体，写着、播着、唱着，都是招生的消息，空气中弥漫着发酵的味道，带着些时不我待的恐慌、期望，甚至背水一战的决绝……
已经有人用“厮杀”来形容竞争的激烈了。就在这种由远及近的“厮杀”声中，民办大学是实实在在地被推到了中国教育市场的前台。在20年的发展历程中，由一个“伴跑者”的角色渐渐成长为某种意义上的“领跑者”形象，它笨拙、滑稽然而执著的奔跑姿态是值得人们关注并尊敬的。
有一些数字是不应被忘却的。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中国有民办高校1300多所，在校总人数在150万人以上，其中经教育部批准具有学历文凭颁发资格的民办大学有122所，在校总人数接近100万。今天，在东部、南部，这些“中国制造”最富活力的输出地带，至少有50万以上的职业技术人才就“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