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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应该把自己当做是企业分析家，而不是市场分析家。证券分析家或宏观经济分析家〃。每当巴菲特看到一种股票时，他开始并不仅仅看静止的资产，而是将之作为一个有着独特动力和潜能的活生生的正在运作的企业来看待，系统、整体地评估企业，从质和量两方面来检验该企业的管理状况与财务状况，进而评估股票购买价格。如果股票市价低于其内在价值达到合理的程度，他就会购买。当一个企业业务单纯，可以理解，而且由具有赢利能力的管理力量来领导时，巴菲特就可以非常准确地估算出它未来的现金流量。巴菲特始终认为，一个人预计未来的能力就决定了他能力所及的范围，在巴菲特心目中，公司周期性的现金流量应该像债券的利息一样确定。对于一个较低债务水平，利润稳定并可预计的企业，用无风险收益率贴现它未来各期现金流量，巴菲特便得到了它的内在价值。
1963年，巴菲特开始研究一种与以往他买的任何股票都不相同的股票——美国捷运公司股票。美国捷运公司，根本没有工厂，也没有硬件资产。实际上，它最有价值的资产就是它的名字。格雷厄姆的信条，购买一种股票必须以〃来自于统计数据的简单而明确的数字论证〃为基础，换句话说，就是要以营运资金、厂房和设备以及其他有形资产等一堆可以被确定的数据为基础。但是巴菲特看到了一种逃避开格雷厄姆视线的资产：这就是美国捷运这个名字的特许权价值。特许权意味着独占市场的权利。美国捷运在全国范围内拥有旅行者支票市场80％的份额，还在付费卡上拥有主要的股份。巴菲特认为，没有任何东西动摇得了它的地位，它的顾客群所具有的忠实性是无法从格雷厄姆那种〃简单的统计数据〃中推断出来的，它不像有形资产那样会出现在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上，然而在巴菲特看来，这种特许权具有极大价值。
1963年11月，由于美国捷运公司的仓库遭受了巨额诈骗，其损失估计达1．5亿美元，公司总裁霍华德·克拉克深深懂得对于一个大名登记在旅行支票上的公司而言，公众的信任高于一切。于是在这项损失的承担者还未确定之前他宣布承担起损失，克拉克先拿出6000万美元给仓库的债权人以求息诉。而事实上这个债人正是这起事件中的骗子。为此，1964年年初，美国捷运的股票从每股的60美元跌至每股35美元。然而恰恰就在这时巴菲特将自己1／4的资产投入到这种股票上。尽管它可能背负着一种潜在的很大数额的债务，如果判断错了，他辛苦积累的财富和声誉将化为灰烬。后来的事实证明巴菲特的判断是正确的：美国捷运仓库债权人公司的经营者——一个第一流的白领骗子遭到了联邦法庭的审判，被判了10年刑，到了1965年美国捷运的股价升到了刀．5美元／M，是巴菲特买人价的两倍。
在购买了美国捷运的股票后，巴菲特投资组合的一半都集中在美国捷运和伯克希尔上了，在巴菲特看来，伯克希尔的诱人之处在于其“数量”特征——以价格为基础，而对美国捷运的选择则是建立在对质量因素的主观评价上，这些因素包括他的产品和管理力度等等。事实上，巴菲特的投资组合’总是相当反传统的，当华尔街的基金管理者们纷纷把几百种不同的股票塞进自己的证券组合之中时，巴菲特的投资组合仅有5种股票——美国捷运、伯克希尔和另外的三种。巴菲特相信，只有当投资者对所投资的公司一无所知的时候才需要分散投资，如果你是一个知情的投资者，能够从经济意义上去理解公司，并且公司有长期的竞争优势，那么传统的分散投资对你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如果你拥有一个最出色的有着最低财务风险和最佳长期发展前景的公司，把钱都集中到它身上，就意味着最佳的收益。在理想的情况下，如果巴菲特能找到50种同等〃优秀〃的股票的话，他一定会乐意将投资分散开来的。但在现实世界中，他发现找有限的几种〃优秀〃股票他都要费尽力气。不管处于何种股权地位，巴菲特都很了解这样的〃优秀〃股票所代表的企业的经营过程，了解它的赢利、费用、现金流量、劳工关系，以及公司的资本需要、分配与运用状况。这些了解来源于公开、正当的渠道所获得的信息和他的头脑对这些信息的判断和整理。巴菲特嘲笑那些实践着多元化投资的基金管理者们对他们所选择的证券了解肤浅，因而顶多能获得市场平均的收益率，而不会有任何更好的建树。
从1956年到1966年的10年间，巴菲特有限责任合伙人的收益率连续10年超出道·琼斯指数，平均每年超出29．44个百分点，而且没有哪一年投资收益率是负值。对于一个最初始的投资者来说，比如像埃德温·戴维斯一家人，每10万美元都变成了80．4万美元，而巴菲特本人更是从中受益匪浅，36岁的巴菲特已经变得相当富有了。他的合伙人公司被《奥马哈世界先趋报》称为全美最成功的投资企业之一。
急流勇退
觎年代是股市牛气冲天的时代，整个华尔街进入了一段疯狂的投机时代。对于很多资金持有人来说，这是争先恐后的年月。电子类股票、科技类股票突飞猛涨，随着投资者们对短期利益的追逐，股指也不断创出新高，在投资者“恐惧”和“贪婪”这两种情绪中，后者占了上风，在乐观的预期下，他们对再高的股价都不害怕，把套牢的恐惧忘得精光，只是相信还有上涨空间。证交所排起了长队，投资基金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随着巴菲特基金规模的扩大，面对连创新高的股市，巴菲特却逐渐不安起来，拥有更多的现金可进行投资而可做的交易越来越少，这两方面的矛盾使他陷入了困境，他已不能找到足够的符合自己标准的股票了。尽管只要追逐市场，不动任何脑筋就会变得越来越富有，但是巴菲特永远是一个真正的“投资者”而不屑做投机家们做的事。他在给合伙人的信中写道：“现在的投资时尚并不完全令我的智慧所满足域许这是我的偏见），而大多数无疑是不合我的胃口的。我不会以这种途径投入我的资金的，因此我也确信不会用你们的钱来做这件事。”巴菲特不相信股评专家们的预测，他甚至不屑于用“内部消息”去赚钱。1968年当他正逐步吸纳一家家庭保险公司的筹码的时候，一天，当他的经纪人为他买进了价值5万美元的股票后，巴菲特突然打电话让经纪人撤单。原来巴菲特听到了内部消息——家庭保险公司将被城市投资公司以高价接管，第二天，消息公布，巴菲特错过了一个获利的大好机会。尽管他明明知道买下它是合法的行为，但他永远有自己的行为准则。
与短期内频繁买人卖出股票的短线投资者不同（他们的行为明显具有投机性质），巴菲特认为，只要公司的权益和资本预期收益令人满意，公司管理层诚实能干，并且股票市场并未高估该公司的股票，就可以无限期地持有这些公司的股票。巴菲特的内心充满着对持续性的渴望。他喜爱奥马哈，喜欢本杰明·格雷厄姆，还有他的朋友们——喜爱得根深蒂固。他最大的恐惧就是由死亡引起的极端不连续性。持有所喜爱的企业股票后，在什么时候实现利润常常让他不好决断，在华尔街上再没有其他人曾经考虑过这样的问题。巴菲特购买的美国捷运持有到1967年时已经涨到180美元／K，在最高时，它占到总组合的40％的份额。在这项1300万美元的投资中，巴菲特赚取了2000万美元的利润。除了偏好长期持有，巴菲特还偏好业务简明易懂的公司，他的偏好与当时疯狂炒作高科技股的基金经理们简直格格不久。然而巴菲特的偏好自有他的道理。巴菲特认为他的投资行为是与一家企业如何运营有关的。如果人们不是被企业经营而是被某些肤浅的了解吸引到一场投资中去的话，他们更有可能在刚一看到某些不对或损失的苗头时就吓跑了，这种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投资人很难有什么出息。而投资者成功与否，是与他是否真正了解这项投资的程度成正比的。
巴菲特之所以能够保持对所投资的企业有较高程度的了解，是因为他有意识地把自己的选择限制在他自己的理解力能够达到的范围。巴菲特忠告投资者：“一定要在你自己的理解力允许的范围内投资。能力有多强并不重要，关键在于正确了解和评价自己的能力。”正是因为巴菲特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