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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有点人造意味的天梯是建木，据说是黄帝亲手种的。神仙栽的树当然与众不同，它正当天地的中心，高耸入云。到了中午，太阳照在树上，连一点影子都没有，站在树下大喊一声，也没有回音。据说伏羲就是从这里登天的。
但即便有天梯，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去。要是人人都能轻松成仙，谁来做凡人。所以，一般能够上天的都是神仙，或者是巫师，老百姓倒没听说谁能上去。这就像电脑游戏，玩上半分钟就死翘翘的游戏固然没意思，人人都会的“扫雷”，又显不出游侠们的水平。
神仙们造了各种形式的天梯，却没有及时成立天梯管理处。没有专人管理，制度不规范，时间一久，问题就出来了。因为巫师能登天，于是大家都抢着做巫师，当时从事这一行当并不需要职业资格认证，而且缺乏有效的考核手段，很快到处都有人办起了巫师速成学校，培养了一大批不为政府所承认的假冒巫师。更要命的是，很多正宗不正宗的巫师打着采草药的名头到到昆仑山、肇山、建木附近溜达，弄得天梯附近跟菜市场一样。人气是旺了，仙气却消失得无影无踪，连谁是神仙谁是凡人都分不清。
虽然没有证据表明有人趁乱混到天上去，但是上帝（这时的上帝已经是颛顼了）还是很不高兴：
“要是人人都能成仙，这神仙还有什么搞头，我这天帝还有什么搞头。就算成不了神仙，这些凡人天天在我家门口晃悠，岂不是也烦得很。”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要想提升神仙的吸引力，就要把神仙弄成稀缺资源。于是，颛顼命令手下两个大神重和黎，将天地隔绝开来，人上不了天，神仙也不能随便下地。
当然，隔绝的方法并不是把山和树毁了，只是把天神和凡人分别管理，实行巫师资格认证制度，取缔没有办学资格的非法巫师培训学校，不允许家家户户都搞祭祀、巫术活动。后人管这叫“绝地天通”。
天梯和绝地天通虽然是神话故事，但也有历史背景。《尚书》把隔绝天地的责任推到蚩尤身上，因为蚩尤煽动苗民（颛顼的后裔）造反，弄得地界鸡毛鸭血。抛开巫师的问题不谈，绝地天通实际上就是一次自上而下的宗教改革，同时也是对意识形态领域的一次大清洗（那时的意识形态基本就等于宗教思想）。神仙就是神仙，凡人就是凡人，怎么能允许“扶犁黑手翻持笏”？
更重要的是，经过“绝地天通”这次大整顿后，只有高级知识分子和高级官员才能具备升天的资格。也就是说，祭祀的资格与个人的级别挂起勾来，将绝大多数的普通人，挡在了巫师的门外。
这一点，从祭祀的等级区别上就能够很明显地看出来。在周朝，只有天子才能祭天，其余的公侯伯子男都只能在各自的范围内祭祀。至少在春秋时期，僭越是一项很重大的原则问题。楚庄王不肯为自己的健康越位祭祀黄河，孔子就非常高兴。在他看来，生命可以不要，等级差异是绝对马虎不得的。
对天梯的独占意味着对祭祀权力的独占，对祭天的独占也就意味着对世俗权力的独占。神圣的东西之所以神圣，就是因为稀少、罕见。由于独占世俗权力在事实上的不可能，神权许多时候也只能在形式上、规定中做出区分。我们在《左传》中可以看到大量在祭祀活动中僭越的事例，各诸侯、公卿带头违背祭祀原则，甚至拿天子特别封赏的祭祀专用地与别国交换。这样一来，又怎么能去约束老百姓呢？
老百姓没有权力、钱财，但是他们有想象力。在天梯被夺去后，他们仍然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到达彼岸。
有一个故事就显得特别有智慧：
有一个住在海岛的人，发现个奇特的规律：每年的八月，就会有艘木筏子从海面漂浮来，不久又漂了回去，年年如此，时间从不更改。
这人好奇心起，他准备好充足的粮食和水，趁木筏来的时候，爬了上去，随着海波越漂越远。起初的十几天，还能看见太阳和月亮，以后就恍恍惚惚，连白天黑夜都分不清了。
又过了十多天，到了个城镇，房屋整整齐齐地排列着。远远望去，楼阁上还有许多妇女在织布。他看见一个男子，牵了牛到河边喝水，就上前询问。那牵牛人大吃一惊：“你怎么到天河来了？这里是仙境，你快快离开吧。”那人不敢停留，仍随着木筏漂了回去。
回来之后，找人一问，星象学家说，某年某月某日，有客星冒犯牵牛星。他定下心来一想，才明白见到的牵牛人，就是天上的牛郎。
看，此人不花美元，没办签证，竟然也糊里糊涂地到银河系旅行了一把。
绝地天通是一次宗教改革，但同时也是一次不够彻底的宗教改良。对广大人民升天的限制，从本意上来说并不是为了突出天的神圣地位，而是为了保证世俗权力不受动摇。在这个意义上，原本神圣的事物被世俗化了。
这让人想起了早期基督教中保罗的改革。保罗对基督教的改革使更多的非犹太人也加入进来，最终使基督教摆脱了地方性的局限，成为可以广泛传播的宗教，而上帝的神圣性就在基督教的传播中，更加凸显出来。但颛顼的这次宗教改革，除了将祭祀变成王公大臣们的权力游戏外，并没有顾及到神圣的价值，反而将其世俗化了。
在这些被独占的天梯外，老百姓还有更多的方法与神仙沟通，当然也更加的世俗化，官府就再也无力去管理了。
第三章人鬼情未了
哲学家也许就是不断挑战生活常识的人。比如因果关系，英国的哲学家休谟就认为很不可靠。但对于不想讨论哲学的人来说，自然没必要到处挑战常识，尤其是挑战生活的常识。因为那样会把自己弄得很累。
◎ 特别的鬼吓唬特别的你
哲学家也许就是不断挑战生活常识的人。比如因果关系，英国的哲学家休谟就认为很不可靠。但对于不想讨论哲学的人来说，自然没必要到处挑战常识，尤其是挑战生活的常识。因为那样会把自己弄得很累。
在古人眼里，因果关系是普遍的，非常有效的。这表现在人世的报应观念上最为显著。早期人们对鬼的观念比较含糊，只要是有本事的鬼，都可能会对所有人进行骚扰。后来，鬼的观念逐渐精致，鬼活动的目的性也逐渐明确——主要对生前的仇人进行报复。
比如在先秦流传很广的杜伯报复周宣王的故事。
杜伯是周朝的大夫。周宣王的侍妾女鸠看上了杜伯，对他进行性骚扰，杜伯没有答应。女鸠怀恨在心，告诉宣王说：
“杜伯非礼我。”
宣王大怒，派薛甫和司空杀掉杜伯。不久，杜伯就现身向宣王喊冤，宣王求救于祝。祝说：
“当初杀死杜伯，是谁给你出的主意？”
宣王说：“是司空。”
祝说：“那为什么不杀掉司空表示道歉呢？”
宣王就又杀了司空。可杜伯还是变成人来，说他没有罪。司空也变成人来说：
“臣又有什么罪？”
宣王把这事又告诉了皇甫，说：
“祝给我出主意让我杀人，我杀的人又都变成人来向我诉冤，怎么办呢？”
皇甫说：“只要杀了祝来道歉，就可以了。”
宣王就杀了祝向前两人道歉，还是没有用，他们又都变成人来找宣王。三年以后，宣王到野外游猎，杜伯乘着白马拉着白色的车，司空和祝戴着红帽子站在他的左右，从道边奔驰而来。杜伯拿着红弓搭红箭，一箭射死宣王，了结了这段恩怨。
应该说，报应观念最初出现时，主要集中在帝王将相身上，平头百姓很难享受这种待遇。并非所有的鬼都有本事报复仇家，只有生前有钱有势，死后才有可能成为厉鬼，一般的“乡下曲辫子”，能吃顿饱饭就不错了，死了就算变成鬼也没什么能耐。
佛教传入中国后，这种强调等级的鬼魂观发生了变化。佛教强调众生平等，众鬼当然也不例外，所以报应不再是帝王将相的专利，而开始逐渐平民化和世俗化。不仅国家大事，即便是芝麻绿豆大的家庭矛盾，也被归结到因果报应上。这方面的故事非常多。
轮回观念的产生和发展，使得前世、甚至是前前世的矛盾和仇恨，也要在观念中有个了断。因果报应成了连环套，成为阴世阳间的主要社会矛盾。比如下面这个故事。
清朝时，山东有个管盐务的官，名叫卢宪观。有一天他突然暴病身亡，不久又活了过来。他说，自己的前身是西汉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