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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仙姐姐每天晚上来、早晨走，除了弦超，别人都看不见她。这样过了七八年，后来因为弦超口风不紧，泄露了秘密，知琼不得已才离开，而且还依依不舍，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咽。
这种煽情场面与人间的爱情已经没什么区别，完全是仙女死心塌地地爱上了凡人。
如果说弦超得仙女的垂青还有点被动的话，那么主动的游仙故事就将男人的心态表露无疑了。得到神仙接见的事原来也有，周穆王和汉武帝都曾经瞻仰过西王母的风姿，但是他们两位已经达到权力的顶峰，关心的不是爱情，而是长生。其余的人，都是希望泡泡神仙姐姐。《幽明录》就讲述了著名的“刘阮入天台”的故事，说刘晨和阮肇到天台山采药，碰到两位绝代佳人，套上几句词儿，就分别与她们成亲，舒舒服服地过了半年。等回家以看，家里的世界已经过了上百年了。
这个故事开创了后来游仙的基本模式：凡人偶然到了仙境，而仙女早已等候多时，有时还要埋怨他们来得太晚了。然后就是人仙成婚，寻欢作乐，不久凡男思归，仙女苦苦哀求，最后还是不得不分手。把仙女们个个都说得像花痴似的。更有进一步的，还以此为基本元素创作了不少色情小说。
曾经有人总结了“我要恋”的特点，一是没有什么道德因素，有时甚至连爱情也免了，就是直奔主题，强调男欢女爱；二是凡男看到仙女都不再害怕，而且主动调情；三是碰上仙女的几率越来越大，开始时还要到深山老林去转悠，后来甚至在大路上都有仙女向凡男求爱；四是凡男往往会有意外之喜，比如就此成仙，到天上享福去了。
人神恋爱的过程，基本是从天上转到人间，而且都是按照男人的需要演变。
不过，也有不少人对人神恋爱不以为然，清朝有个和尚就说：
“自古以来记载的人神恋爱故事，大多不过是寓言，或借以表现点恩怨、诙谐，点缀风流，和文人们大写艳词艳曲差不多，基本都是瞎编的。即便有那么几个真的，也不是神仙，都是些才鬼灵狐、花妖木魅之类。真正的神仙早就抛开情欲，道德修养也很高，哪会像凡人一样整天胡思乱想？”
◎ 日月神教
如果不那么严格地讲，按照通常的规律，神仙的成长之路是这样的：精灵——自然神（半人半兽）——人格神。如果用大学职称来比附，这大概相当于从讲师到副教授再到教授的过程。（当然，现在中国的大学还有一个自创的职称：博导。）
中国是个造神的大国，神仙的职称升得极快，经常出现讲师破格晋升为正教授的情况。老牌的天神如黄帝、颛顼等做“教授”，那是实至名归；人气指数很高的关羽、阎王、财神做“教授”，那是众望所归；到后来甚至连青蛙（玉蟾大王）、蚕、五通、瘟神都破格做了教授，真让佩服先民们不拘一格“拔”人才的热情。
按照中国的规矩，评职称与加工资不同，并不阳光普照。很有几位老资格的精灵，几千年来也没评上“正高”，实在叫人扼腕痛惜。
资格最深的，要数太阳和月亮了。说起来有些奇怪，在古希腊神话中，太阳神阿波罗的赫赫威名，几乎无人不知，连天后赫拉都惧他三分。但在古代中国，虽然有不少关于太阳和月亮的神话，但是既没有太阳神，也没有月亮神。在古人眼里，太阳和月亮似乎更像纯粹的精灵。
早在新石器时代，太阳和月亮就评上了“讲师”。岩画和陶器的刻写符号中有不少敬拜日月的场面，而且逐渐演化出太阳与三足乌、月亮与蟾蜍之间的对应关系。这是非常典型的精灵崇拜。
既然是精灵，大家就不会太客气了。在后羿射日的故事中，太阳虽然是天帝的儿子，但它被后羿射下以后，却都变成了三只脚的乌鸦。人们对付它，是该杀就杀，该吃就吃。（鲁迅的小说《奔月》中，后羿就经常吃乌鸦肉炸酱面。）
日食、月食更是典型的精灵观念的体现。古人认为，日食、月食是天狗在吞吃太阳、月亮，碰到日食、月食，就要敲锣打鼓，把天狗赶走，把日月救出来。这个方法并不是只在民间流行，官府也是如此，《周礼》中有名为“鼓人”和“太仆”的官，专门教周王在救日月时如何敲鼓。不仅敲鼓，还要用箭象征性地射射天狗，还要在庙里举行祭祀，祭品要用丝绸和牲畜。官府严格规定了不同级别的人营救日月时使用的不同工具，比如天子用五只鼓，诸侯用三只鼓，再往下连鼓也不能用。要是超越了等级，孔子又要骂什么“是可忍，孰不可忍”了。
救日月在春秋时期非常普遍，《左传》里的记载很多，可见当时的看法是比较一致而普遍的。要是日月都是神仙，还会斗不过天狗？还用得着凡人来保护？你什么时候见过古希腊的太阳神阿波罗被一只草狗追得到处乱跑？
日月没有成为神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没有具体的形象。中国的宗教特别注重偶像，上至最高统治者玉皇大帝，下到不入品的土地爷，都有自己的形象，可是谁拿得出太阳、月亮作为神仙的玉照呢？基本上说，三足乌和蟾蜍代表的太阳、月亮，但是你只能说它们是太阳和月亮的形象代言人，却不能说它们就是太阳神和月亮神本身。
《楚辞·九歌》中的东君（太阳神）应该说是个例外。诗中对东君的形象有细致的描述，比如驾着龙车，穿着青云衣、白霓裳，手拿长箭，手下还有不少随从。但是这个形象后来并没有流传开来，被大家普遍认同，我们只能说，在某些地方太阳有神仙的形象。
奇怪的是，虽然日月只是小讲师，但享受的却是教授甚至院士的待遇，有国家特殊津贴。从商朝开始，每年春分和秋分要祭日，设酒杀鸡作食，以示对太阳迎来送往之意。到了周朝，待遇更加好了，每年祭祀日月多达八次。秦汉以后，这个传统依然保持，至少每年的春分秋分要杀牛宰羊，给两位讲师打打牙祭。
太阳和月亮在职称和待遇上的反差，也许与宗教信仰的一些规律以及中国文化的思维方式有点关系。
宗教信仰是从对社会的感性认识起步的，当纯粹的理性不能解决问题时，就会产生宗教、巫术等非理性的解决办法。英国的文化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就认为：
初民对于自然与命运，不管是或则利用，或则规避，都能承认自然势力与超自然势力，两者并用，以期善果。只要由着经验知道某种理性能有效用，他便不会忽略过去。他知道禾稼不能专靠巫术生长，独木舟而不制造适当也难航行水面，战争而无武勇更难攫得胜利。他永远没有单靠巫术的时候，然在另一方面，倒有时候完全不用巫术。即如生火与许多旁的技艺之类。凡有时候必要承认自己底知识技艺不够了，便一定会利用巫术的。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当人们能认识事物的规律时，他们一般就不会再去动用非理性的解释和行动；只有面对不能总结出规律的事物和事件时，非理性的解释和行动才会出现。比如现在人们去庙里烧香，一般会祈求婚姻、前程之类不能用科学来解释预测的方面，没有谁会祈求科学能够准确预测的东西。
古人也是如此，他们能清楚地区分理和数的关系，不会所有的事情都祈求宗教、巫术。比如公元前701年，楚国去讨伐郧国，廉主张主动出击，莫敖说：
“咱们还是先算一卦吧。”
廉是个急脾气，说：“卜以决疑，不疑何卜？”
占卜是用来解决疑问的，没有疑问，算什么卦？
古人认为，太阳和月亮就属于“不疑”的范围，既然太阳、月亮每天都照常上班、下班，从不迟到、早退，很容易就摸清它们行动的规律。如果说有其中什么神意，那也只是大自然的规律。《尚书》上讲得很清楚，尧做了天子后，第一件事就是命令羲氏与和氏观察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制定历法，供老百姓使用。至于在各种节气祭祀日月，更重要的目的是确定时日，为国家的政治运作提供依据。要说崇拜，其实是对有规律的大自然表示敬意，日月星辰不过是大自然的一颗棋子，有什么神性可言？由于天象的规律和国家的统治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天文学都被掌握在国家手里，平头百姓是没资格去搞什么天体研究的。
有人说中国文化是一个早熟的文化，很早就把重心放在对人事的关注上。而早熟的文化面对宗教信仰时，会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