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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核真略》，34页。
清军受降后进入山海关城，多尔衮仍不肯相信吴三桂，所以先让吴三桂军打头阵。四月二十二日，吴三桂“悉锐而出，无不以一当十，杀伤过半”，“满兵蓄锐不发，苦战至日昳，三桂军几不支。满兵乃分左右翼，鼓勇而前，以逸击劳，遂大克捷。”《庭闻录》，卷1，7页。
吴三桂在向清朝乞师之前，曾广布檄文，号召京畿地区的汉族地主阶级响应，拥立崇祯太子继承帝位。故他投降清朝之事无人知晓，直到五月初二，多尔衮进入北京城时明朝文武百官才大梦初醒。
山海关战役实际上是李自成和吴三桂两败俱伤，清朝坐收渔人之利。战后，吴三桂虽被封为平西王，然从“以马步兵一万隶平西王”《清世祖实录》，卷4，17页。这条史料分析，吴三桂的军队已所剩无几。那么既使他在投降时与多尔衮就崇祯太子一事达成协议的话，也没有兑现的机会了。多尔衮甚至没有让他享受入城的光荣，就下令他率所部马不停蹄地追击李自成去了。因为吴三桂的父亲吴襄一家34口被李自成杀死，为父报仇之心切，否则他是不能接受这种安排的。
从此吴三桂就成为清朝一只鹰犬，为消灭南明和镇压农民军东征西讨。为了表示对大清王朝的忠心，顺治末年，他主动奏请清廷发兵征缅，逼缅甸政府交出永历帝。康熙元年（1662年）四月二十五日，吴三桂“杀永历于滇城篦子坡内”《庭闻录》，卷3，20页。，明朝复国的努力到此结束。但是吴三桂却没有退出政治与军事斗争，他为清朝服官30年后转向反清，并于康熙十二年（1673年）公开挑起“三藩之乱”，五年后在湖南衡阳称帝，国号周，年号昭武。不到半年便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病死。“三藩之乱”历经八年也被平定。吴三桂从叛明到叛清，屡遭谴责，究其原因，是是非非何其多。但最多的是非还是在1644年，而且因为有这些前边的是非，才引出后边的是非。历史因此更为引人入胜并唤起思考，未尝没有一点意义。
风云人物扬州殉难的史可法（1）
在1644年的“天崩地裂”之变中，为明朝而死的文臣武将不计其数，然而生时声名赫赫，死后又令人无比敬佩的当首推史可法。
史可法生于明万历三十年（1602年）十一月十四日，死于福王弘光元年（1645年）四月二十五日。王之桢：《跋史师相乞闲咏叙》，载《史可法集》，13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字宪之，号道邻，顺天大兴（今属北京市）籍，河南祥符（今河南省开封县）人，崇祯年间进士。历史上说，史可法的母亲怀孕时，梦见文天祥走进他的家《明史？史可法传》，卷274。，以此证明他是命里注定将成为像南宋末年文天祥一样的英雄人物。
的确，抛开宿命论的迷信之外，从历史事实上看，史可法一出仕，明朝就已陷入岌岌可危，东北的清朝兴起，不停进犯关内，内地又燃起农民起义的烈火，越烧越旺。他从小家贫，却非常关心国家命运。天启年间，他正在读书，左光斗视学，对他特别器重，馆之官邸，“相与抵掌时事，辩论古今”。后来左光斗因与阉党抗争，被投入监牢，备受折磨，谁都不敢往视，史可法竟以冒充杂役得进见，左氏临死犹嘱咐他“国家之事糜烂至此”，不可“轻身而昧大义”，把他视为支撑天下的顶梁柱。《史可法别传》，见《史可法集》附录。及出仕，即参与镇压农民起义和抵御清兵进犯，宦途生涯一路顺风，由西安府推官，迁户部主事，历员外郎、郎中，右参议，改副使，从卢象升、左良玉、熊文灿等人，奔波于安徽、湖广、河南等受到农民军进攻的冲要之地。许多明朝官员在作战中死亡和被革职，史可法却步步高升，官至南京兵部尚书。
史书上说史可法“短小精悍，面黑，目烁烁有光。廉信，与下均劳苦。军行，士不饱不先食，未授衣不先御，以故得士死力”《明史？史可法传》，卷274。但是，直到明朝灭亡前夕，史可法基本上都是在地方上与农民军进行小规模作战，或剿或抚，取得了一系列胜利，而且往往与地方上的建设结合起来，受到广大军民的好评，享有较高的威信。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安徽六安由于遭受战争的破坏，天灾的袭击，史可法监军江上，驻节于此。大难之后，修城安营，筹措粮饷，兴建学校，特别是免除差徭之害，使六安成为江北重镇，人民得以安生，全赖这位史公之“经画”，“公终岁布衣蔬食，约己裕民，事无巨细，咸属亲裁，目视、耳听、口答、手批，靡不赡举，而始终无倦，致百废俱兴，虽值兵荒，百姓安堵，如觏升平”《史可法别传》，见《史可法集》，145页。两年后出任户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代替朱大典总督漕运。原来淮扬漕既不能准时，又缺额数百万，史可法到任后从罢免不称职的督粮道员下手，又大浚南河，漕政焕然一新，积弊顿扫。崇祯十六年（1643年）升为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史可法一如既往，针对明朝这个第二都城的武备废弛，进行更新整顿，初见成效。
崇祯十七年（1644年）大事变爆发了，史可法立刻登上了历史大舞台。李自成攻向北京，皇帝告急，史可法欲率师勤王，四月初一，会合同僚发布檄文布告天下，以鼓舞士气，征求粮饷。列名的有：户部尚书高宏图、工部尚书程、都察院右都御史张慎言、兵部侍郎吕大器、翰林院詹事兼侍读学士姜曰广等以下共17人，而史可法为之首，实际是明朝在南方的文武大臣领袖。至此，他们把明朝的命运系于其一身。
以史可法的名义发布檄文说：“夫连岁报陷，如西安、太原、武昌等处，皆行省也，其中金穴何止一家，牙签正不胜纪！若六时之牛酒不乏，虽八公之草木可驱，只坐一悭，遂成胥溺，岂不冤哉！欲图稳着，须问前车。诚清夜而念上恩，虽何曾之万钱，有难下咽；更援古以筹时策，岂王衍之三窟，便可藏身？同舟即一家，破巢无完卵，可不思之、思之、又重思之也哉！”《爝火录》上册，66页；计六奇：《明季南略》，卷1，“南都公檄”。当时南明官僚尚不知北京被农民军攻占的消息，故檄文中从西安、太原、武昌的陷落谈到明王朝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吁请各地方明朝官民为保卫他们的既得利益，要不惜身家性命，共同对付农民军。
史可法率军渡过长江，抵达浦口，因缺饷，勒令各地士绅输纳，十二日方得知崇祯帝殉国，北京易主。史可法如丧考妣，北向放声痛哭，“首触柱，血流至踵”，准备率兵与农民军，长驱死战。随行的官员将领则认为，既然崇祯帝已死，国不可无君，应当先定国君而后北伐，“可法乃身还南京”《小腆纪年附考》上册，143页。
议立潞王未遂。朱元璋于明初大封藩王，到这时派上了用场。比较有资格当选的为惠王、桂王、鲁王、周王、潞王、福王等，其中潞王、周王随从众多，“独福王孑然，与常应俊等数人流离漂泊”。凤阳总督马士英见福王孤立无援，且又昏庸，以为拥立福王，可以由此控制朝政，乃暗中派人迎接福王，从淮安巡抚路振飞处借到船只载福王南行，居于淮安湖咀的杜光绍园，又移书史可法及礼部侍郎吕大器等南京官员，言福王为明神宗之孙，“以序以贤，无如福王，已传谕将士奉为三军主，请奉为帝”《明季南略》，卷1，“南京诸臣议立福藩”。在南京的张慎言、吕大器、姜曰广等人则认为：“福王（朱）由崧，神宗孙也，伦序当立，而有七不可：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也。潞王（朱）常淓，神宗侄也，贤明当立。”或有人怕福王立，翻旧案，打击正人君子，史可法同意他们的意见。马士英征询史可法对立君的看法时，史可法即以“七不可”告诉马士英不应当立福王，而以立潞王为宜。马士英先下手为强，与在长江北岸的明将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高杰发兵，武装护送福王到达仪真，造成既成事实。在江南的明朝官员只好派人迎接福王。史可法见到福王说：“王宜素服郊次，发师北征，示天下以必报仇之义”《明史？史可法传》，卷274。，福王唯唯而已，史可法立即激起无限忧伤。福王以何种名分为国主，时有两种意见，一种主张应称监国，另一种主张马上称帝。史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