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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煤矿上的中国工人劳动强度很大，生活十分贫困，为了养家糊口，时常冒着危险从井下夹带炸药，藏在裤腿里，绑在大腿上，躲过日本矿警的检查，偷偷卖给需要的人，换点钱来，补贴家用。东都镇上有一家废旧物品收购站，不少矿工知道那里收购炸药。其实这家收购站的老板就是我哥王春风，我们的交通员定期到那里收取炸药送到部队。这些炸药对我们来说实在太珍贵了。1941年1月，我们二团用它去攻打新泰汉奸陈三坎的张家栏子据点，二团三营用它攻占徐家楼伪军据点；4月，二团用它拔掉徂徕山日军据点。这里的敌人都顽固地据守在碉堡里，如果我们不使用爆破战术技术，估计会牺牲很多人。1948年7月16日毛主席在《关于太原战役》的电报中指出：“……攻城方法，望采用山东部队所使用者，既迅速，伤亡又少，又节省炮弹。……”这是王建安同志调动工作途经西柏坡时，向毛主席汇报的。在党中央、毛主席的倡导下，1948年的洛阳战役、开封战役以及东北历次重大战役中，我军都采用爆破手段，炸开城墙突进城去，消灭了敌人。
再说，宪兵队逮捕我哥后，开始要他交代我的活动情况，配合日军设法抓住我。遭到我哥拒绝后，就用刑罚企图逼取口供。我哥始终咬定与我没有任何来往，也不知我的活动情况，收购炸药也是转卖给石匠等普通老百姓，根本不知道有人会把它送给八路军，用它来攻打“皇军”。
后来，大出亲自审讯我哥，还是得不到真实情况。他授意部下对我哥动用了最残忍的电刑。我哥索性咬紧牙关不开口，几次昏死，几次苏醒，在极度痛苦和愤怒中，他忍不住破口大骂日军“惨无人道”、“没有人性”。
恼羞成怒的大出命令加大电刑强度，在强大电流刺激下，我哥再也没有苏醒过来。
我哥死在宪兵队刑具下，这不是山本的本意。他严厉训斥大出处事无能，事情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反而惹出麻烦。他担心因此引起为日军效劳的那些伪职人员内心不满，也害怕我会因此不惜一切为哥报仇。
山本下令以因公殉职安葬我哥。把遗体安放在东都南庙，设灵堂，摆祭品，点香烛。大出带领宪兵队全体人员向我哥敬礼致哀，由宪兵轮换日夜守灵。
出殡那天，张庄煤矿所有宪兵和全区的伪职人员都来为我哥送葬。山本和大出上演“黄鼠狼为鸡哭灵”的闹剧，企图掩盖他们残杀中国人民的罪行，欺骗中国人民的感情。可是，明眼人都清楚，他们这样做，恰恰暴露了侵略者凶残而又伪善的真面目。
解放后，我五哥王春风被山东省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王芳回忆录》 第一部分我与吴化文
我与吴化文
1950年的春节，也是杭州解放后的第一个新年，我去杭州市上仓桥看望吴化文。他当时的职务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五军军长。他已等在门口迎我，异常热情地拉住我的手，连声叫着“老朋友”，走进客厅。他住的是独家小院，环境相当不错。吴化文当时50来岁，中等个子，身材壮实，只是比过去担任国民党整编九十六军军长时胖多了。
吴化文对我来说，的确是老朋友了。我在山东鲁中军区当敌工部长时开始打交道，互相熟悉已有十多年了。
吴化文，字绍周，山东掖县（今莱州）人。
吴化文有着错综复杂的历史，又曾是反复无常的军阀：
他早年在冯玉祥领导的西北军中任旅长，后随韩复榘脱离冯玉祥，任韩部手枪旅旅长。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后，随韩复榘投靠蒋介石，任济南警备旅旅长，兼济南警备司令，成为韩复榘的亲信。
抗战初期，蒋介石借机杀掉韩复榘。此事对吴化文刺激很大，他深知自己不是蒋介石的嫡系，有朝一日也会落得像韩复榘一样的下场。他日夜担心那生性多疑、心胸狭窄的蒋介石会杀掉他。
在抗日战争期间，吴化文投靠大汉奸汪精卫，任伪和平建国军第三方面军上将总司令。吴化文在日寇、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玩起了“狡兔有三窟”的政治把戏。
抗战胜利后，吴部被国民党收编，吴化文被委任为整编第九十六军军长兼八十四师师长。
1948年9月19日，吴化文率部起义，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五军军长。
我眼前的吴化文早已不是当年的大汉奸，不是国民党的整编九十六军军长了。当然我在他面前也不是当年行动诡秘的敌工部部长。我们不是对手，不是敌人，而是真正的朋友了。
那天吴化文执意留我吃饭。盛情难却，两人喝了不少他从老家山东带来的兰陵美酒。他说，酒逢知己千杯少，在山东我们是两个阵营的人，你奔的光明大道，我走的死路一条，不打不相识，打了十多年的交道，你成了我的真正的知心朋友。今天我们是朋友加同志，在浙江除了你，我还能找谁去说这些心里话？没有比你对我更了解的了。
喝了几杯酒，有了几分酒意，吴化文滔滔不绝地讲起了他的往事。我也好像又回到了那个环境恶劣、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
吴化文曾在抗战初期任国民革命军新四师师长，打过日军，因此受过八路军东进抗日纵队政委肖华的慰问。但不久态度变了。尤其是到了1941年至1942年，蒋介石坚持不抵抗的投降主义路线，日寇疯狂“扫荡”、“蚕食”和重兵围攻山东抗日根据地，抗日战争处在最困难的时期。国民党正规军将领携妻带眷纷纷南逃，一些杂牌军为了寻找靠山，投降日军，成了侵略者的帮凶。在这种背景下，吴化文率部公开投降日本，当起了伪和平建国军第三方面总司令，统兵两万余人，成为山东伪军中势力最大的一股。他以新泰、沂水、蒙阴为势力范围，抓丁捕人，烧杀抢劫，配合日寇向我“蚕食”、“扫荡”，残酷屠杀抗日军民，疯狂残害人民群众，制造了纵横200里的“无人区”，人民群众十分痛恨。我抗日武装力量被逼转入分散和隐蔽斗争。
根据形势需要，中央作出加强对敌斗争政治攻势的指示。当时不仅我们敌工部门，几乎全军上下都做对敌政治工作，鲁中军区建立了“日军反战同盟”、“吴化文大股伪军工作团”，还有“敌后武工队”。单敌后武工队，在鲁中地区就建立了８０多个。他们深入敌占区，宣传我党我军政策，袭击、瓦解敌军，重点打击最坏的汉奸、伪军、伪便衣特务，摧毁伪政权，建立为我利用的两面政权，建立隐蔽根据地。他们在敌后写标语，发传单，开展群众性的“咬耳朵”活动（秘密口头传播我军胜利消息，揭露敌人阴谋），还对吴化文部伪军开展“红黑点”活动，即贯彻我军宽大与镇压相结合政策的一项有效措施，对作恶多端的敌便衣特务、伪政权人员，写信或发传单、告示，揭露其罪行，限期改正。做一件坏事就记一个“黑点”，并向其发出警告，通知其家属亲朋。“黑点”多了，经一再警告还不悔改，就果断地除掉。对做了好事的敌伪人员，就登记“红点”，“红点”多了，可以赎罪受奖。这些办法起到了积极作用。
“大股伪军工作团”是从1942年春组建的、对大股伪军开展工作的机构，团长胡成放，副团长孙克东，都是敌工干部。山东大股伪军主要是鲁中吴化文的部队和鲁东伪和平建国军厉文礼的部队。鲁中军区主要做吴化文的工作，成立了“对吴工作团”，对外称鲁山办事处。“对吴工作团”主要通过内线工作搜集敌人据点情报，在掩护我军人员活动、策应投诚起义、配合我军行动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为了认真贯彻中央要加强对敌政治攻势的指示，那时敌工部门的任务是异常繁重和复杂的，工作极其紧张和艰苦。我当时任鲁中军区敌工部部长。鲁中军区下辖4个军分区。由于实行一元化领导，每个地区的敌工部也属军区领导。我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