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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防大队和民兵100余人渡海于11时30分赶到三蒜岛，向群众接收了支队长高小玉以下5名特务和武器装备等，当日下午押至温岭县公安局。
三蒜岛渔民智降武装特务，一时传为佳话，军警民又高奏一曲凯歌。5名特务坦白比较彻底，免予刑事处分，后来安排在长兴国营林场劳动就业。
（四）1963年10月14日、15日，“特情室”主任徐人隽为庆贺蒋介石生日和国民党“九全大会”的召开，派出6艘特务船，先后从台湾淡水出发，到闽浙接合部海面，试图抓捕我渔民进行报复行动。当到达南麂长腰山岛附近海面换乘橡皮舟时，我海军奉命拦截，将敌艇击沉。击毙8名、俘虏5名武装特务，移交公安机关处理。
（五）1963年11月9日，台湾“情报局”局长叶翔之从威远大队洪武训练班挑了8名精干特务，组成“浙江反共救国军独立第16纵队”，亲自授衔训话。11日20时，从淡水码头启航后，误入下大陈岛。19日上午6时30分，我驻岛部队3连6班战士蔡基茂去雷台山执勤巡逻，发现特务遗留的物品，立即回部队报告。我军便布置了火力包围圈，向躲在山洞内的敌特喊话。在政治攻势下，8名特务接连出洞缴械投降。他们原奉命要上天台山以示成功，向国民党“九全大会”献礼，还要争取去奉化发电报，祝贺蒋介石寿辰，结果都成了泡影梦呓。
（六）台湾特务机关像输红了眼的赌徒，还想下注，尤其是“特情室”主任徐人隽，去美国求得撑腰，于1964年4月返回台湾，坚持要继续搞小股武装偷渡活动。计划报到“国家安全局”和“最高国防会议”，再报蒋介石审批，蒋批“缓办”两字，计划退回时，蒋还口头交代：“去年人死得太多，今年暂不准搞武装游击。”
时隔几天，徐人隽贼心不死，换了一个花样，以“短期突击性派遣”为由，再报蒋介石，获得批准，徐人隽喜出望外。于是又拼凑了一股以王达明为头子、5人组成的所谓“反共挺进军蟠龙小组”，王化名李静芳。该组于1964年4月30日16时30分在基隆和平岛乘成功2号艇出发。5月1日22时30分，在披山岛外40海里处令该组特务换乘“河泥溜”小船，划到披山外10海里处的洛屿岛附近，被温岭县钓棚公社高岩大队渔民发现。当我渔民诱骗这股特务上船予以活捉时，被王达明觉察，他抢先登上机帆船，并开枪打伤我两名渔民后，持枪掌舵，强迫加速，企图逃回台湾。温岭103号渔业指导船闻讯追赶，11时30分在披山以东3海里处截住，王达明（乐清人）顽抗，被击毙，4名特务被俘。
美蒋特务机关对大陆的偷渡特务活动彻底失败，待潜特务只得暂时储藏起来。1965年初，蒋经国革了徐人隽的职；对属下红极一时的叶翔之也革职查办。我们则对潜特做好严密的架网查控工作，毫不懈怠。台湾特务机关，尤其是“中二组”，为讨好美国，配合美帝侵越战争，制订了《荡寇计划》，阴谋对我浙赣、粤汉铁路实施行动破坏，阻滞援越物资运输。公安部召开专门会议，部署防范。浙江省公安厅向全省公安机关发出了反行动破坏、反偷渡袭扰斗争的意见，落实侦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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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解放后至“文化大革命”前，浙江一直是对敌斗争的前沿阵地，更是国内秘密斗争的一个重要战场。经反复较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取得了全胜。成功是主要的，失败或付出代价是个别的，有的则是难以避免的。现在回忆起来，斗争是那样的波澜壮阔，有声有色，惊心动魄！之所以能够出现这样的局面，主要是靠党的领导和公安部的统一指挥，认真执行党中央为隐蔽斗争所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策略和原则，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深入进行内线作战的结果。
隐蔽战线的情报工作、侦察工作是整体作战，站在一个地方或一个案子上，是掂量不出轻重的，只有党中央和省委才能洞察细末，从全局的高度作出抉择；只有公安部才能从全国“一盘棋”的思想作出决断。我深深感到，浙江在秘密工作上，在同美蒋间谍特务反复周旋中，公安部政治保卫局，特别是当时主管这条战线的副部长凌云同志，他高屋建瓴，丰富的斗争经验，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和支持。在斗争的实践中，也锻炼造就了一支多谋善战的骨干队伍。应该说，浙江省公安厅原副厅长丛鹭丹，也是一个好助手，他肯动脑子，在一些案子的处置上反映了他的指挥艺术，在这点上是功不可没的。
我讲的都是过去的事，成了历史。现在情况不同了，但历史可以借鉴。隐蔽斗争，关系到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从事这项工作的同志万万不可掉以轻心！
《王芳回忆录》 第二部分毛主席第一次来杭州（1）
第六章 警卫领袖
毛主席第一次来杭州
毛泽东主席一生在杭州住了４０多次，我直接负责警卫接待的就有３８次。每次到杭州时总是说：“到家了！”他的确把杭州看成是他的第二故乡。建国后，除了北京，没有一个地方比得上杭州，让主席住得那样长。
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浙江先后出版了《毛泽东与浙江》、《周恩来与浙江》，后来又出版了《邓小平与浙江》、《陈云与浙江》等纪念一代伟人的丛书。在这些丛书里，有当时省里的领导同志、有地市县的领导同志、有警卫接待人员、有伟人身边的同志写的纪念文章。我感到这些文章都写得很亲切、很感人，字里行间充满了对伟人的崇敬和怀念，也勾起了我对一些往事的回忆。因为许多事我可以说得上是一个“见证人”。
1953年12月27日，毛主席第一次来杭州。随主席一起来的有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秘书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还有负责警卫工作的汪东兴，负责机要工作的叶子龙，江青也来了。主席抵达杭州时，是谭启龙、李丰平同志和我去火车站接的。主席被安排住在刘庄。
刘庄，位于西湖西岸著名的丁家山下。晚清光绪年间，广东豪富举人刘学洵看中这个地方，遂用巨资购地建筑了庄园，即为刘庄。后因迫于债务被官府拍卖。1905年康有为在丁家山上又造了别墅，名曰“一天园”，占地30余亩，历时4年，到他死前3年才完工。1954年刘庄由人民政府改建，“一天园”并入刘庄，成为现今西湖国宾馆的一部分。主席来时刘庄还未改建，当时是铁路部门管辖的一幢房子，是临时腾出来的。我和警卫人员也住在刘庄。罗瑞卿、杨尚昆住南山路113号。这里解放前是蒋介石的别墅。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几位秘书住北山路84号30号楼。这幢房子曾是国民党将领汤恩伯的别墅。杭州解放后谭启龙同志住在这里。毛主席来之前，谭启龙同志坚持要让出来，准备给主席在杭州期间办公用。如今别墅前那座平房就是当年主席办公的地方。主席每日白天在这里办公，晚上回刘庄休息。
毛主席这次来杭州的主要工作，是亲自主持起草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建国初我国虽然没有宪法，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起到了临时宪法的作用。到1953年，《共同纲领》所规定的目标基本实现，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中国人民的根本大法——宪法的条件基本具备。中央决定成立宪法起草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主席，委员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宋庆龄等33人。
毛主席率起草小组来杭州后立即开始工作。首先主持制定起草宪法的工作计划，并于1954年的1月15日致电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征求意见，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在京各中央委员阅读一些苏联、东欧国家和我国近代的一些宪法。刘少奇于翌日复电称：“此间同志同意主席所定宪法起草工作及讨论计划。即将来电印发给在京各中委及候补中委，并要他们阅读所列参考文件。”
宪法起草小组于2月中旬完成初读稿。为深入研究和修改初读稿，中央又成立6个讨论研究小组，各小组经研究讨论，将初读稿、修改稿多次送中央政治局审议。2月25日，宪法起草小组提出二读稿。2月28日和3月1日两天，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并基本通过决定由董必武、彭真、张际春等同志进行专门研究修改，又经政治局扩大会议多次讨论修